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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的正面意义在哪儿

日期:2019-11-16编辑作者:古典文学

清朝最后一次发榜 科举制度有很多好处,不仅相对于中国古代的贵族制,即便今天相对于西方人创造的投票式民主选举,它也有很多好处。在封建时代,科举制是中国式选举制的一部分,如果把它和察举制放在一起,两者结合起来,就共同构成了中国式选举制度,它们延续两千多年,恐怕是实施时间最长的人类政治制度了。到了今天,它对于我们的政治建设仍不失借鉴意义。 那么,科举制度的正面意义在哪儿?我想用四句话来概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政学一体、化成天下。我认为,中国式选举制度两千多年运作的基本机理,以及其所达成的社会政治文化后果,尽在其中了。下面对这四句话略作解释。 天下为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礼记礼运篇》中的一句话。过去一百多年来,因为孙中山先生的反复提倡,它特别受到重视,也有很多误解。天下为公的基本含义是,天下是天下人所共有的,不是一个集团、一个群体的。 在天下为公观念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政治观念,也是过去四千年来中国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那就是政治平等,人人都有参与天下之治理的机会。当然,参与方式非常多样,《大学》向我们清楚展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也可以参与天下之治理,比如修身、齐家,这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内容和基础。 政治平等原则在中国政治传统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中国从来没有过奴隶制度。现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言必称希腊,但是,古希腊民主制度运作的经济社会基础是奴隶制,因为有了奴隶制的经济支撑,才可以在几十万希腊人中,让大概几万人扮演公民角色,才可以建立起所谓的民主制。如果没有奴隶制,还有没有古希腊的大众民主制度?我觉得是个问题。可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奴隶制,我们有的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的政治平等。当然,人人直接参与在技术上做不到,所以就会有选贤与能。清代举子看榜 选贤与能 古希腊是城邦政治,其政治单位规模很小,而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就是超大规模,从尧舜时代便是如此。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又奉行天下为公原则,很自然地会走向选贤与能的政治原则。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直接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来,所以必须从中选出若干人来作为代表。 但是,怎么选?我们的先贤最初确定的一个标准就是选贤与能,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在古希腊的大众民主制中也有选,但是,它的选是抓阄、抽签,随机从几万人当中选出若干人,轮流执政或者审理案件。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办法,我们的选有一个标准,必须选出贤和能,不是随机抽取,而必须要选出真正有治国之德和能的人来担任重要职位。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天下为公,他们节制自己的私欲,来增进天下人的福利。如果采用抽签制,一个牧羊人抽到选上了,他连自己有多少只羊都数不清楚,请问怎么能够治国?说起来再好听的制度,这么搞都没有意义。 所以,选贤与能有双重含义:第一是选,第二是选出贤与能。 当然,先贤们对察举制度、科举制度有很多批评,而且集中在一点上:它没有能够有效地把贤能选出来。因此察举制度、选举制度也一直在变革之中,变革的动力正来自于选出真正的贤与能。选不出贤与能,选举制度就没有意义。这一点,是中国式选举制度的核心。 至于贤能的标准,只凭个体与生俱来的能力及由此发育而成的智力和道德,不需要借助任何别的条件。我们深思一下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最合乎政治伦理的选举程序,它把财富、相貌、家世、血缘等所有其他因素都排除在外了。还有比这更公平的制度吗?因此,这一制度也是最为开放的。 政学一体 选贤与能实际上意味着,光有选举程序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一个前置程序,那就是培养贤与能。贤能不是自然就有的,一个村庄,一个城市,听其自然,会有贤能吗?如果社会中本来没有贤能,那么,选举又有什么意义? 中国人很早就把选举与教育结合在一起。大家都知道汉武帝独尊儒术,其实,在这个事情背后,汉武帝的最大贡献是创建了一套以教育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或者说宪法体制。首先,建立公立学校体系,以五经培养士君子。而五经教给学生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因此,汉武帝又建立了选举制度,也即察举制,选拔优秀的士君子进入政府,担任官员。 中国式选举制度是从这个时代起步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塑造了政府形态,此乃有史以来官员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政府。我们称之为士大夫的这一群官员,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执政群体,其权力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由此,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以教育为立国基础的国家。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形成了政学一体结构,枢纽就是中国式选举制度。政学一体的好处非常多,比如政府官员素质极高,他们都是政治家,因为都有一定的志向,所谓志于道,他们希望改进政治、改变现状。因此,我们看到,历代士大夫都有变法的努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效果:中国人普遍重视教育,中国人的识字率,是前现代各国中最高的,并且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观念。我们最近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多半靠的是基本素质较好的大量劳动力,这不正得益于老祖宗重视教育的传统观念吗? 化成天下 科举制度让民众重视教育,这个教育就是中国式教化之道,这是中国文明极为独特之处。人类社会有不少成熟的文明,都是以神教进行教化。在中国,神教当然有,但不是根本,在远古的三代,其根本是礼乐;孔子以后,其根本则在学,在文教。汉武帝独尊儒术,创办学校,设立选举制度,推动整个社会重视学习,重视教育,也就给整个社会设立了一套教化机制。所以,在中国,教育绝不只是传播知识,而是要承担更为重要的职能化成人,塑造良好社会风气,这是政治社会秩序的基础。 而由于政学一体,由于选举制度,社会和国家也连结为一体。在世界历史的大多数时期里,在我们所羡慕的西方文明中,政治和社会的两分是人们面临的一个极大难题。我推测,西方人所讲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两分,实际上出自奴隶制思考方式。古希腊城邦中,奴隶只有私人生活,公共生活是公民的生活,是自由人的生活。到了现代民主政治中,福山所讨论的政治衰败,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冷漠,其实也是因为大多数人是政治上的奴隶,完全处在被动位置,政治交给少数人操作,这少数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和公民。 而中国古代的察举制度、科举制度始终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沟通社会与国家。民间兴办的教育,政府兴办的教育,源源不断地培养士君子。他们大部分在社会基层发挥领导作用,组织社会自治;少数人则进入政府。但两者具有共同的价值,共同的话语。所以,在中国,社会与国家从来都不是两分的,它们一直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治理的连续系统,中间没有截然的界限。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社会最好的地方,所谓天下为公,这也是一种体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上面,我对科举制度的正面意义做了一个简单描述。19世纪末,科举制度面临很大的观念上的危机,因为一些人有机会观察和接触到西方式投票民主选举制度,他们认为,科举制度相比于投票的选举制度是落后的。所以,自清末到民初,全国上下都在致力于建立选举制度,以替代原来的科举制度。当然,中国式选举制度之所以被废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看到西方船坚炮利,迫切感到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技术,因此必须变革教育,建立西式学校。而教育模式一变,科举制度也就无法存在了。科举制度一倒,从汉武帝时代以来形成的两千年中国式宪制,也就一夜崩塌了。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的教育、宪制是否让人满意?我觉得都不尽如人意。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重拾科举制度的某些优点?我说这句话的意思,不是拒绝大众投票式选举制度,我的意思如果完整表达的话,就是我们能不能立足于选举制度,再吸纳科举制度的某些优点,构建出一个更好的中国式的选举制度?这个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尚无具体方案,恐怕得需要学界和政界共同努力来寻找。 我们要建立良好的政治制度,不能眼看着别人已掉到沟里,还继续盲目往前走。近些年来政治学理论的发展,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以大众投票为中心的选举制度,其实是存在严重弊端的。并不是说这个制度本身不好,而是说以此为良好政治制度的唯一基础,把整个宪制架构于它之上,是不可取的。投票式选举制度自有其优越之处,但也有它适用的范围。 最后,我想说,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孙中山先生和钱穆先生的政治思考。孙中山先生为什么要设计出五权宪法?在五权宪法中,第一权是考试权。钱穆先生在抗战期间,也重申孙中山先生的构想。我想,也许我们今天关于政治的思考、关于宪法的思考,可以从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理论再出发,作为沟通古今的一座思想桥梁。 本文内容来自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与弘道书院日前联合举办的科举与选举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由《中国经营报》记者根据发言摘要整理。原标题为《源远科举 于今何益?千年科举镜鉴》。

平等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在当今国际社会中成为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竞争中的一种软实力,而中华文明被西方社会中的政治话语者和中国的盲从者而不是文明研究者描述为专制等级的不平等文明。可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中西方历史所展示的中西文明的理论及社会实践,却会发现,自成熟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文明,两千余年来,一直未能在西方国家根除等级观念,一千年前统治者他们的后代到今天还是这个国家的君主,具有贵族血统的人直到今天在身份上仍然与普通人有所不同;而一个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个平民可以把皇帝推翻自己做皇帝的国家,如果没有深入人心的平等观念,何来天翻地覆的社会革命?显然,在社会实践上,在中华文明更具有实际意义,而能在社会实践上追求平等的中华文明其在思想根源上,必定拥有深厚的平等价值观。

实际上,成熟于与古希腊罗马同时期,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华文明,早早就建立了一个社会成员可以上下流通没有等级的社会。而当今把中华文明看成专制的等级文明,而把平等当做诞生于西方文明的普世价值,显然是违背历史的,这种认识和历史事实的差异,证明:不是中西文明史错了,就是人们对中西文明认识错了,我认为是后者,而这种认识上的错误,其原因在于西方强势的话语权与中国由于在清末的失败而在思想上制造的根深蒂固的崇洋心理。

要阐述中西文明中的平等,必须要对平等做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必须具备“普世”而不能带有不同文明色彩的,因为在不同的语境中,平等的定义是不同的。当今平等是西方所推崇的“普世价值”,那就是说,西方文明中对平等的定义是超越不同国家,超越不同文明的,因此,用西方文明中对“平等”的定义,来证明中华文明具有平等思想与平等的社会实践就更具有说服力。

即便在西方,不同的理论者对“平等”解释也是有差异的。当代美国学者J.B.罗尔斯把社会平等表述为“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但显然,他并不否认不同的职务和地位在社会中所拥有权利上的不同,而是强调每个人都有获得任何职务和地位的“资格”。相对于理论学者的定义,作为法国当时宪法的基石,产生于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更具有权威性,宣言指出:“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本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可按他们各自的能力相应地获得一切荣誉、地位和工作,除他们的品德、才能造成的差别外,不应有任何其他差别。”

从《人权与公民权宣言》里所提到的平等,显然可以看到有这样几层含义,

第一、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处于同等的地位,享有相同的权利。

第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相同的地位并不是否认差别,差别应当存在且必须存在,因为一个权利完全平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庸人社会。

第三、产生差别的原因是人在品德和才能上的不同,而不是其他方面,包括种族、出身、或者财富等除品德和才能之外的一切不同。

显然,这个定义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不论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或者印度文明,如果能建立一种这样的平等社会,这样的平等社会无疑是最具有进步意义的,它给与每个人都拥有在这个社会中得到自己满意的地位的机会,而得到自己满意地位依靠的是自己的品德和才能。

中西方文明中平等思想的根源,产生于大致相同的时期,即公元前四五世纪。在中国,对平等思想阐述最深刻的是《礼记.礼运》,文中对大同世界的描述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是最具有理想色彩平等,而“选贤与能”则是用于治理“公天下”的社会选拔机制,这与《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中的平等思想如出一辙。

在中国社会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中的“礼”,通常被认为是指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等级观念和社会秩序。如果以此来否认儒家的平等思想,这是南辕北辙的。如前所述,任何一个平等的社会,是提供机会上的平等,而不是否认差别。在“天下为公”的基础上“选贤与能”,品德与才能不同的人必然在社会分工中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而不同的社会地位必然要用一种秩序来规范,这才是“礼”的核心,“礼”强调的是秩序,而不是“等级”。“少事长,贱事贵,不肖事贤,此天下之通义也”,核心涵义也是“礼”。实际上,儒家思想并不排斥“少”可成为“长”,“贱”成为“贵”,“不肖”成为“贤”。 这就是机会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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