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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作品赏析: 自剖

日期:2019-11-08编辑作者:诗词歌赋

  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荡。我做的诗,不论它们是怎样的“无聊”,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我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在在触动我感兴的情景。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
  近来却大大的变样了。第一我自身的肢体,已不如原先灵活;我的心也同样的感受了不知是年岁还是什么的拘絷。动的现象再不能给我欢喜,给我启示。先前我看着在阳光中闪烁的余波,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阙——什么荒诞美丽的幻觉,不在我的脑中一闪闪的掠过;现在不同了,阳光只是阳光,流波只是流波,任凭景色怎样的灿烂,再也照不化我的呆木的心灵。我的思想,如其偶尔有,也只似岩石上的藤萝,贴着枯干的粗糙的石面,极困难的蜒着;颜色是苍黑的,姿态是崛强的。
  我自己也不懂得何以这变迁来得这样的兀突,这样的深彻。
  原先我在人前自觉竟是一注的流泉,在在有飞沫,在在有闪光;现在这泉眼,如其还在,仿佛是叫一块石板不留余隙的给镇住了。我再没有先前那样蓬勃的情趣,每回我想说话的时候,就觉着那石块的重压,怎么也掀不动,怎么也推不开,结果只能自安沉默!“你再不用想什么了,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你再不用开口了,你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
  我常觉得我沉闷的心府里有这样半嘲讽半吊唁的谆嘱。
  说来我思想上或经验上也并不曾经受什么过分剧烈的戟刺。我处境是向来顺的,现在如其有不同,只是更顺了的。那么为什么这变迁?远的不说,就比如我年前到欧洲去时的心境:啊!我那时还不是一只初长毛角的野鹿?什么颜色不激动我的视觉,什么香味不奋兴我的嗅觉?我记得我在意大利写游记的时候,情绪是何等的活泼,兴趣何等的醇厚,一路来眼见耳听心感的种种,哪一样不活栩栩的业集在我的笔端,争求充分的表现!如今呢?我这次到南方去,来回也有一个多月的光景,这期内眼见耳听心感的事物也该有不少。我未动身前,又何尝不自喜此去又可以有机会饱餐西湖的风色,邓尉的梅香——单提一两件最合我脾胃的事。有好多朋友也曾期望我在这闲暇的假期中采集一点江南风趣,归来时,至少也该带回一两篇爽口的诗文,给在北京泥土的空气中活命的朋友们一些清醒的消遣。但在事实上不但在南中时我白瞪着大眼,看天亮换天昏,又闭上了眼,拼天昏换天亮,一枝秃笔跟着我涉海去,又跟着我涉海回来,正如岩洞里的一根石笋,压根儿就没一点摇动的消息;就在我回京后这十来天,任凭朋友们怎样的催促,自己良心怎样的责备,我的笔尖上还是滴不出一点墨沈来。我也曾勉强想想,勉强想写,但到底还是白费!可怕是这心灵骤然的呆顿。完全死了不成?我自己在疑惑。
  说来是时局也许有关系。我到京几天就逢着空前的血案。五卅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意大利山中,采茉莉花编花篮儿玩,翡冷翠①山中只见明星与流萤的交唤,花香与山色的温存,俗氛是吹不到的。直到七月间到了伦敦,我才理会国内风光的惨淡,等得我赶回来时,设想中的激昂,又早变成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泣告”。
  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但这深刻的难受在我是无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释的。这回事变的奇惨性引起愤慨与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在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杀无辜,还不是年来最平常的现象。自从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哪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这无非是给冤氛团结的地面上多添一团更集中更鲜艳的怨毒。再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浓浓的染着Martyrs②的腔血?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宫的血景。只要我们有识力认定,有胆量实行,我们理想中的革命,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涂的。所以我个人的沉闷决不完全是这回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①翡冷翠,通译佛罗伦萨。
  ②Martyrs,英文“殉难者”、“烈士”(加s为复数)。 

  1926年春,徐志摩接连发表在《自剖》、《再剖》、《求医》等一系列自剖文字,后收入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的散文集《自剖》。徐志摩在《自剖》、《再剖》中,大胆地向他人敞开自己的心扉,毫不掩饰自己思想上的苦闷、矛盾、疑惑,层层解剖自己,真实地向他人袒露他内心的一切和那颗理想破灭后挣扎中痛苦的心灵。  

  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记得前年奉直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黑漆,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了“毒药”那几首不成形的咒诅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这回又有同样的情形;只觉着烦,只觉着闷,感想来时只是破碎,笔头只是笨滞。结果身体也不舒畅,像是蜡油涂抹住了全身毛窍似的难过,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我这里又在重演更深独坐箍紧脑壳的姿势,窗外皎洁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讽我内心的枯窘!
  不,我还得往更深处挖。我不能叫这时局来替我思想骤然的呆顿负责,我得往我自己生活的底里找去。
  平常有几种原因可以影响我们的心灵活动。实际生活的牵掣可以劫去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闲暇,积成一种压迫。在某种热烈的想望不曾得满足时,我们感觉精神上的烦闷与焦躁,失望更是颠覆内心平衡的一个大原因;较剧烈的种类可以麻痹我们的灵智,淹没我们的理性。但这些都合不上我的病源;因为我在实际生活里已经得到十分的幸运,我的潜在意识里,我敢说不该有什么压着的欲望在作怪。
  但是在实际上反过来看另有一种情形可以阻塞或是减少你心灵的活动。我们知道舒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标,我们因此推想我们痛苦的起点是在望见那些目标而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常听人说“假如我像某人那样生活无忧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现在整天的精神全花在琐碎的烦恼上。”我们又听说“我不能做事就为身体太坏,若是精神来得,那就……”我们又常常设想幸福的境界,我们想“只要有一个意中人在跟前那我一定奋发,什么事做不到?”但是不,在事实上,舒服、健康、幸福,不但不一定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它们有时正得相反的效果。我们看不起有钱人,在社会上得意人,肌肉过分发展的运动家,也正在此;至于年少人幻想中的美满幸福,我敢说等得当真有了红袖添香,你的书也就读不出所以然来,且不说什么在学问上或艺术上更认真的工作。
  那末生活的满足是我的病源吗?
  “在先前的日子”,一个真知我的朋友,就说:“正为是你生活不得平衡,正为你有欲望不得满足,你的压在内里的LiCbido①就形成一种升华的现象,结果你就借文学来发泄你生理上的郁结(你不常说你从事文学是一件不预期的事吗?)这情形又容易在你的意识里形成一种虚幻的希望,因为你的写作得到一部分赞许,你就自以为确有相当创作的天赋以及独立思想的能力。但你只是自冤自,实在你并没有什么超人一等的天赋,你的设想多半是虚荣,你的以前的成绩只是升华的结果。所以现在等得你生活换了样,感情上有了安顿,你就发见你向来写作的来源顿呈萎缩甚至枯竭的现象;而你又不愿意承认这情形的实在,妄想到你身子以外去找你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你就不由的感到深刻的烦闷。你只是对你自己生气,不甘心承认你自己的本相。不,你原来并没有三头六臂的!

  徐志摩在《自剖》中说他是个好动的人。每次他身体行动的时候,他的思想也仿佛跟着跳荡。他做的诗,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他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触动他感兴的情景。只要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他的兴趣,他的灵感;是动就会催快他的呼吸,加添他的生命。  

   ①Libilo,通译里比多,心理学名词。 

  但近来他大大的变样了;他的肢体已不如原先的灵活;他的心也感受到了不知年岁还是什么的拘束,动的现象再也不能给他欢喜和启示。先前他看着在阳光中闪烁的金波,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阙,荒诞美丽的幻觉就在他的脑中一闪闪的掠过。现在不同了,阳光是阳光,流波是流波,无论景色怎样灿烂,再也照不化他呆木的心灵。他的思想似岩石上的藤萝,贴着枯干的粗糙的石面,困难的蜿蜒着;颜色是苍黑的,姿态是倔强的。  

  “你对文艺并没有真兴趣,对学问并没有真热心。你本来没有什么更高的志愿,除了相当合理的生活,你只配安分做一个平常人,享你命里铸定的‘幸福’;在事业界,在文艺创作界,在学问界内,全没有你的位置,你真的没有那能耐。不信你只要自问在你心里的心里有没有那无形的‘推力’,整天整夜的恼着你,逼着你,督着你,放开实际生活的全部,单望着不可捉模的创作境界里去冒险?是的,顶明显的关键就是那无形的推力或是冲动(The Impulse),没有它人类就没有科学,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一切超越功利实用性质的创作。你知道在国外(国内当然也有,许没那样多)有多少人被这无形的推力驱使着,在实际生活上变成一种离魂病性质的变态动物,不但人间所有的虚荣永远沾不上他们的思想,就连维持生命的睡眠饮食,在他们都失了重要,他们全部的心力只是在他们那无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应用。怪不得有人说天才是疯癫;我们在巴黎、伦敦不就到处碰得着这类怪人?如其他是一个美术家,恼着他的就只怎样可以完全表现他那理想中的形体;一个线条的准确,某种色彩的调谐,在他会得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更要求注意。我们知道专门学者有终身掘坟墓的,研究蚊虫生理的,观察亿万万里外一个星的动定的。并且他们决不问社会对于他们的劳力有否任何的认识,那就是虚荣的进路;他们是被一点无形的推力的魔鬼盅定了的。
  “这是关于文艺创作的话。你自问有没有这种情形。你也许经验过什么‘灵感’,那也许有,但你却不要把刹那误认作永久的,虚幻认作真实。至于说思想与真实学问的话,那也得背后有一种推力,方向许不同,性质还是不变。做学问你得有原动的好奇心,得有天然热情的态度去做求知识的工夫。真思想家的准备,除了特强的理智,还得有一种原动的信仰;信仰或寻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发点:极端的怀疑派思想也只是期望重新位置信仰的一种努力。从古来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在他们,各按各的倾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问题是实在有的;神的有无,善与恶,本体问题,认识问题,意志自由问题,在他们看来都是含逼迫性的现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岭的崇高,水的流动,爱的甜蜜更真,更实在,更耸动。他们的一点心灵,就永远在他们设想的一种或多种问题的周围飞舞、旋绕,正如灯蛾之于火焰:牺牲自身来贯彻火焰中心的秘密,是他们共有的决心。
  “这种惨烈的情形,你怕也没有吧?我不说你的心幕上就没有思想的影子;但它们怕只是虚影,像水面上的云影,云过影子就跟着消散,不是石上的溜痕越日久越深刻。
  “这样说下来,你倒可以安心了!因为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谎骗你自己;骗不到底的时候你就得忍受‘幻灭’的莫大的苦痛。与其那样,还不如及早认清自己的深浅,不要把不必要的负担,放上支撑不住的肩背,压坏你自己,还难免旁人的笑话!朋友,不要迷了,定下心来享你现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分,文艺创作不是你的分,独立的事业更不是你的分!天生抗了重担来的那也没法想(哪一个天才不是活受罪!)你是原来轻松的,这是多可羡慕,多可贺喜的一个发见!算了吧,朋友!”

  徐志摩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变化来得这么突兀和深彻。原先他在人前觉得自己是一注流泉,有飞沫和闪光。现在这泉眼,却仿佛叫一块石板不留余隙的给镇住了。他再没有先前那样蓬勃的情趣。每回他想说话时,就觉着那石块的重压,怎么也掀不动、推不开,结果只能自安沉默!他觉得自己沉闷的心里有嘲讽吊唁的谆嘱:“你再不用想什么了,你再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你再不用开口了,你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  

  三月二十五至四月一日

  徐志摩说他的思想或经验并不曾受过什么过分剧烈的刺激。他自己的处境向来顺的,现在更是顺了。那么为什么会有变化?1925年他到欧洲去时,他就像一只初长毛角的野鹿。什么颜色都让他的视觉激动,什么香味都让他的嗅觉兴奋。他在意大利写游记时,情绪活泼,兴趣醇厚,一路来眼见耳听心感的种种,都栩栩如生地聚集在他的笔端。但第二年的如今,他到南方去,一个多月的时间,眼见耳听心感的事物也不少。他未动身前自喜又可以有机会饱餐西湖的风色、邓尉(山)的梅香。有好多朋友也曾希望他在这闲暇的假期中采集一点江南风趣,归来时,至少也该带回一两篇爽口的诗文,给在北京泥土的空气中活命的朋友们一些清醍的消遣。但事实上不但在南方时他白瞪着大眼,看天亮换天昏,又闭上了眼,拼天昏换天亮,一枝秃笔跟着他涉海去,又跟着他涉海回来,正如岩洞里的一根石笋,压根儿就没一点摇动的消息。徐志摩回京后,任凭朋友们怎样催促,自己良心怎样责备,自己的笔尖上还是滴不出一点墨汁来。他也曾勉强想想,勉强想写,但到底还是白费!最可怕的是这心灵骤然的呆顿。  

  散文的魅力之一,在于它的真实,真实的思想、真实的情感、真实的体验。百味人生,经散文家的妙笔,都能使人如嚼槟榔,孜孜品尝。可以说,没有哪种文体再象散文的写作,敞开心扉,更是对着自己慢慢道来,读者在何处已无足轻重了;加上大多是情感、冲动使之,理念的动力多少变得有些苍白。正是这样,散文方原滋原味,令人着魔不已。
  人类从荒昧中走出,自有文明以后,就开始掩饰自己的身躯和心灵,进步的同时,掘出了人类相互隔膜的鸿沟,从此,渴望理解和理解他人成为人类生生不息的欲念和理想。在这个意义上,遥望悠悠文学长河,卢梭的《忏悔录》是震憾灵魂的,它以坦露灵魂的勇气和真诚,在文学史上放射着异彩,可见自剖者永恒的意义。
  沐浴着散文美学真实的光芒,带着对人类潜在渴求沟通的欲望的诱惑,徐志摩的《自剖》成为一篇隽永的散文佳作。
  人生有许多境遇,纵然有马跑平川的快意,更有肠路孤灯的愁结,作者把我们的心悬搁在他思想的转折路口——痛苦、困惑,然后层层道来,象是与读者促膝倾心。此时此刻,让人难以保持常日的矜持,只有侧耳静心听他诉说。
  徐志摩是爱自由的,又是极富灵感和才气的诗人,游学美欧后,他以二十几岁的韶华,在中国文坛驰骋笔墨,古老的国度,因而有缕带有异域气息的和风,其作者自然被引向瞩目的地位。说他此时春风得意是不过分的。人生的意义,在于价值的实现,徐志摩当已醉饮这杯甘露!
  然而,此时喷涌的泉眼为顽石所覆,扬帆的远轮蓦然帆坠雾罩,这对山涧仙子,远航的舵手来说,无疑是不幸和痛苦的。徐志摩正处在这难以排解的当儿。徐志摩绝非苦吟诗人,而是洋溢着才子之气,喜欢新异的思想,感触鲜活的事物,社会和大自然的异彩纷纭,都能激起他美好的畅想——当前,他却不再如此了,他面对的是思维的枯萎,灵感停滞的难捱困境。这对一个诗人来说,是多么难言的苦衷!
  ——徐志摩把它捧了出来,好大的勇气!而且,还引着我们一路追根而来……
  先从处境上分析,比起先前,“现在如其有不同,只是更顺了的”。不得其解。
  与时局的关系呢,在他看来,其“个人沉闷决不完全是这回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再往生活深处找去。与其说生活的牵掣可以使心灵产生压抑,作者更认为是生活的顺意反倒弱化人的思维和意志,阻塞或是减少心灵的活动。
  到此,作者袒露心迹,剖析自身的、外界的病因,似乎已正本清源。然而,作为吃过正宗洋面包的徐志摩,非要把这把解剖刀伸进潜意识中,并把笔墨集中到最后一个“病源”的分析上来。在域外数年的游学生涯,培养了他一定的西式思维方式。在这里,似乎对科学的心理分析颇为着重,并把弗罗伊德的力比多(Libido)压抑说也拉了出来,注意所谓的生命意志的冲动(The lmpulse)。最后,在“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谎骗自己”的安慰中,缓缓停下追问的执著。
  作为诗人的徐志摩,散文也作得瑰丽多彩,传神入微。心灵的律动,是难以捕捉的,又是难以传达的。直抒不易表其深奥,形象化又不便于了解其真髓,徐志摩则巧妙地利用对比,使各种难言的体悟和思绪,涓涓流来。“语言是痛苦的”,然而,高明的作者一定程度上医治了语言的创伤。
  作者是从痛苦和困惑中,开始挖掘心灵的谜底。他这样写道:“先前我看着在阳光中闪烁的金波,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阙——什么荒诞美丽的幻觉,不在我的脑中一闪闪的掠过;现在不同了,阳光只是阳光,流波只是流波,任凭景色怎样的灿烂,再也照不化我的呆木的心灵。”心灵前后巨大的反差,同时,也是本文创作的原动因,读者可在两种历时的心灵空间的对比中,想象着主人公灵魂的焦虑,并对他产生深刻的同情和理解。至于他写作的呆滞,从他初走欧洲的心境与此次南方之行的鲜明对比中,是可了然于目的,为此,我们甚至要为作者感到悲哀了。
  谈到时局的变化,作者拿五卅事件与眼前的“屠杀的事实”(三·一八惨案)作比,前者发生时,作者正浪漫流连于意大利山中,“俗氛是吹不到的”,而后者对他则是有影响的,正如作者所言,面对眼前的事实,“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象。”就连人们对幸福境地的种种理想和幸福到来的真实情况,作者也要拿来比较,让读者信服他的剖析——“舒服、健康、幸福,不但不一定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它们有时正得相反的效果。”
  可以说,对比被徐志摩用得遍地开花,可谓文中一大景观。
  此外,还需一提的是徐志摩对本文最后一部分的特殊处理。他突然转换了时空,改变了陈述的角度,入微的分析来自“先前的日子”“一个真知我的朋友”那里,而把自己悄然隐去。其实,这不难理解。此时,徐志摩正面临一次精神危机,他是带着对英国的开明民主的信仰和“康桥”式的浪漫回到祖国的,然而,在国内他的“康桥理想”和现实生活发生深刻的悖离,因此,他绝望地感觉到原先自觉是一注清泉似的心灵,“骤然的呆顿了,似乎是完全的死。”对于浪漫不羁的徐志摩,早年的留学生活,似乎成为他心灵的家园,灵魂的避难所,只有回到过去的时空,在那种情境中,他才有灵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自我意识。“一个真知我的朋友”就这样诞生了。
                           (张国义)

  可能是与时局有关系吧。他到北京没几天就碰到了空前的血案。五卅事件发生时他正在意大利山中采茉莉花编花篮儿玩。翡冷翠山中只见明星与流萤的交唤,花香与山色的温存,俗事俗气是吹不到的。直到他到了伦敦,才知道了国内风光的惨淡。等他赶回来时,设想中的激昂,又早变成了明日黄花,看得见的痕迹只有满城黄墙上墨彩斑斓的“泣告”。  

  这回却不同。徐志摩觉得屠杀不仅是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发生,有时竟觉得它是自己灵府里的一个惨象。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就像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但这深刻的难受是无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释的。这次悲惨的事变引起的愤慨与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时有一个残酷的事实,那就是,在这根本起变态作用的社会里,什么怪诞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杀无辜,还不是年年最平常的现象。自从内战纠结以来,在受战祸的区域内,哪一处村落不曾分到过遭奸污的女性,屠残的骨肉,供牺牲的生命财产?这无非是给冤氛团结的地面上多添一团更集中更鲜艳的怨毒。再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能不浓浓的染着烈士的鲜血?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冬宫的血景。只要中国人有眼力认定,有胆量实行,他们理想中的革命,这次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流的。所以徐志摩个人的沉闷绝不完全是这次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爱和平是徐志摩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他的神经总是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还是在奉直战争的时候,他就觉得过的是一团漆黑的日子。每晚更深时,他独自抱着脑袋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他的头顶上。—直到他写下《毒药》那几首咒诅诗后,他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缓和下去。这次又是同样的情形,他只觉着烦闷,感想来时只是破碎,笔头只是笨滞,身体也不舒服,像是蜡油涂抹住了全身毛窍似的难过。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他却又在重演更深独坐箍紧脑袋的姿势。而那窗外皎洁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讽他内心的枯窘!  

  他不能叫时局来替他思想骤然的呆顿负责,他得往自己生活的底里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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