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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创业史》,我和柳青成了诤友365bet国际版

日期:2019-11-14编辑作者:现代文学

我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就读过柳青的《种谷记》《铜墙铁壁》等作品,1960年起还研究《创业史》并陆续写过几篇评论,但我和柳青本人有机会见面,却是在他于《延河》上发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的4年之后,这篇文章针对我评论《创业史》的文章作出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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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67年的8月初,我去西安作协机关住下后的第二天晚上。

从1959年春天开始连载发表的《创业史》是新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通过这部小说,柳青要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为了实现这一创作主题思想,小说一方面通过在渭河平原蛤蟆滩这一典型环境中曲折展开的合作化运动,来描绘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另一方面,通过梁生宝、梁三老汉等一批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来表现这一时期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小说出版后,因其“反映农村广阔生活的深刻程度”和“创造了一组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而受到文学界交口称赞。问世60年来,《创业史》所体现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作为宝贵的文学财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如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生活走向艺术,让艺术回归生活,柳青通过《创业史》给后来者树立了重要榜样。

西安竟是这么炎热,白天太阳底下晒着犹如烧烤,天黑下来还酷热得难以忍受。已是晚上大约8点钟了,仍然没有多少凉意。坐在室内想写点东西,挥汗如雨,手臂与纸张接触的地方全湿透了。在灯下看东西也不断冒汗,真恨不得浸泡在冰水里才好,于是只好走到室外去乘凉。

“杜甫诗怀黎元难,柳青史铸创业艰”,是著名诗人贺敬之谒柳青墓时所作的诗句。“史铸创业艰”,内含了柳青为新中国农民的艰难创业铸史立传,也以自己的创作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继往开来的多重意蕴,以此来形容柳青扎根皇甫十四年,终于写就《创业史》的壮举,再也合适不过了。

一位约莫五十多岁、理着平头的老汉,坐在院中的水泥池边上,也在纳凉。

柳青在皇甫村家中

我曾听人说过,柳青因“文革”中受到冲击,已和他的家人离开了长安县的家,住进了西安作协所在地,集中起来参加运动。他每天负责打钟,给作协机关报时间,莫非这位老汉就是他?

柳青与皇甫村农民在一起

于是我走过去,有点冒失地发问:“您是柳青同志吗?”

经典是厚积薄发的结晶,也都有一个集腋成裘的过程。为了写作能够反映“新制度的诞生”及其引发的各类农民心理变化过程的力作,柳青义无反顾地下到社会生活的最底层,落户长安县皇甫村十四年,把生活之基牢牢地扎在现实的泥土之中,把创作之根深深植入人民的生活内里。这使得《创业史》的酝酿与写作,修改与完成,都有一种别的作品所没有或少有的“在场感”与“现场性”。

“是。您贵姓?”

“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

“我是严家炎。”我伸出手去。

心系文学、专注创作的柳青,一直是把创作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构成来看待的。因此,创作之于他,不只是个人的一种爱好,而且是事业的一种追求。从延安时期开始写作以来,他始终把革命工作与文学写作合而为一,在工作中积累和丰富文学创作的素材,以创作的方式反映革命斗争和人民生活。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作的《牺牲者》《地雷》《喜事》《在故乡》《土地的儿子》等短篇小说,都是这种由革命工作中积累文学素材,由文学写作反映人民的革命向往与新的生活的系列成果。

老汉也伸出他的手,和我握着说:“啊!昨天听人说你到这里来了。咱们这是第一回见面吗?你来西安几天了?”

抗战胜利后,柳青从延安派往东北。其间,他在大连的短暂停留中完成《种谷记》的修改,1949年到北京后,又在1951年写就长篇小说《铜墙铁壁》。这两部作品相继问世之后,赢得了许多肯定的看法,也引来了不少批评的意见。尤其是上海文艺界关于《种谷记》的讨论中的一些意见,使他受到很大刺激,也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诸多不足。他从“人物不突出,故事不曲折”的批评中看到了自己的短处,又从“不模仿别人”“这个作家有希望”的肯定中,看到自己所具有的潜力。于是,他在明确了差距和弄清了问题之后,坚定了在深入生活上下大功夫、花大气力的信念。这时的柳青,已受命以文艺部主任的身份参与《中国青年报》的创办,其间还随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参访了苏联。但他心心念念的,是自己深藏于心的文学目标和创作计划。他在与作家朋友马加的谈话中说道:“我要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这样的意念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执着、越来越迫切。于是,他从中央宣传部找到中央组织部,坚决要求回到陕西农村安家落户,终于得到了组织的批准。1952年5月,他离开北京,回到陕西西安。

“昨天下午刚到。”

回到陕西的柳青,一直在寻找最为合适的落脚之处。他先后走访了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高陵等地,尚在琢磨不定之时,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建议他到又是农村、又离西安不远的长安县落户。柳青前去考察之后,最终选定了长安县。1952年9月,柳青与新婚妻子马葳,先到长安县,后到皇甫村,由此实现了他长久以来“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的意愿。

“西安天气和北京不大一样,夏天热得厉害。”

《创业史》第一部最初连载于《延河》杂志1959年第4期至第11期

“是啊。早上还算凉快,白天和夜间都很热,真是大陆性气候。”

在与群众的密切结合中“逐渐地改造自己”

“倒不是因为离海远,还有一些具体的气候条件。”

下到皇甫村,住到中宫寺,柳青就把自己完全置身于普通的农民群众之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柳青落户皇甫村,当然是为着文学创作的目的而来,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完完全全地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深入生活和融入农民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皇甫村里的“自己人”。

于是,他打着手势说起影响西安这一带的气候条件:高大而绵延不绝的秦岭山脉如何围挡在从西南到东南的方位,西南与南方来的温湿气流如何受到阻隔,形成了西安地区暑天的蒸笼效应……他讲得非常通俗易懂,又相当准确到位。

在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时,柳青在一篇题为《转弯路上》的发言中说道:要通过工作和群众结合,“这种结合就是感情上的结合,就可以逐渐地改造自己”。到皇甫村落户,并参与了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创办之后,柳青切切实实地践行着在“结合”中“改造”的目标任务,并把这种结合的成效与结果认定为:“首先要看群众以为痛苦的,我是不是以为痛苦;群众觉得愉快的,我是不是觉得愉快。”“这中间丝毫没有勉强和作假的余地。”正因这样真心实意地深入生活和扎根人民,柳青做到了别的作家很难做到的生活农民化、立场群众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谈到柳青时所说的:“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我从《创业史》中知道柳青对这一带的地理、气候条件是熟知的,但熟悉到这种如数家珍的程度,理解得这么透彻,却出乎我的预料,使我惊奇不已。

新近编辑出版的《柳青在皇甫》一书里,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都以纪实速写的方式记述了柳青在皇甫落户后的外在样态和工作状态。邓攀、冯鹏程的《县委门卫挡错人》这样描述柳青在乡下的样子:“身穿对襟布衫,脚蹬布鞋,老戴一顶西瓜皮帽,外出有事,常骑着他那掉了漆皮的自行车,搭眼一看,地道的农民。”晓阳的《人群当中找原型》这样描述柳青接触群众和观察生活:“看到人家修自行车,用打豆机爆米花,安装电水车,他都要自始至终地看着。遇到有人下棋,他就搬来半截砖头,坐下来和人家对弈。”郭盼生的文章说道,“从发动农民卖余粮,到组织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他熟悉了皇甫村的每一户人,皇甫村发生的大小事情,他都要弄明白,都要帮助解决好”,村里的干部感慨地说:“这里的合作化运动,柳书记是圈囤身子钻在里边,泡在里边的。”一个“钻”,一个“泡”,生动又形象地勾勒出柳青“深扎”的深切与忘我。在这一过程中,他获得了几乎是脱胎换骨般的精神新变。

我问到他近期的身体状况。他告诉我,自己患的是季节性哮喘病,每当受到某些花粉或其他说不清的细小物质的感染,就容易引发很难受的哮喘,因此总得时刻小心,但眼下情况还算可以。当前使他感到着急的,倒是另一件事:《创业史》第二部的稿子找不到,被某大学学生抄走,现在不知落在何处。他担心会丢失。我听着也感到意外,甚为关切,却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能向他建议,可物色熟悉该大学情况的人先去询问。

“别人写,写不成他那样的”

大约聊到晚上9点左右,由于又到了应该打钟的时刻,柳青先与我分手道别,离开水泥池边打钟去了,我也回到了自己休息的房间。

在反映新的农村生活方面,柳青起初有一个描写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着新问题与新挑战的写作设想,在下到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时,就忙里偷闲写出了近10万字的稿子。但自己看来看去,都很不满意,在夜深人静之时,索性一根火柴把稿子化成了灰烬。他决心要从接近于“闭门造车”的状态走出来,在充分深入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写出新的小说作品,攀登新的文学高度。经过与皇甫村农民群众的朝夕相处,通过在火热的劳动生活中的摸爬滚打,柳青新的小说的写作计划渐渐清晰,围绕着互助组的建立和发展的矛盾斗争,其间各色人物的独有个性和心理特征等,都烂熟于心,呼之欲出。于是,1954年,柳青开始写作并写出了第一稿。1956年,又在初稿的基础上写出第二稿。随着深入生活的渐入佳境和文学造诣的不断提升,他对第二稿很不满意,一个时期陷入了苦闷之中,直到1958年,经过长久的思考、阅读与研究,终于有了新的感觉和新的自信,一鼓作气地投入写作之中,终于在1959年4月完成小说的第一部。

第二天晚间,我和柳青又在纳凉时见面。他向我问到《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写作和发表的情况。他问我:“那时你为什么要写批评梁生宝形象的文章?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人授意?”我告诉他:“没有任何人指使我写这篇文章,我仅凭自己阅读《创业史》的艺术感受,而且是把作品读了两遍,做了许多笔记才形成的一些看法,总想把它写出来。在我的感觉中,《创业史》里最深厚、最丰满的形象确实是梁三老汉;梁生宝作为新英雄形象也有自己的成就,已在水平线之上,但从艺术上说,还有待更展开、更充实、更显示力度,眼前仍比不上梁三老汉,因此,不写就觉得手痒痒的。只是我那篇文章中有些措辞可能不太妥帖,斟酌得不够,直来直去,像‘三多三不足’之类。”柳青问:“你当时多大?”我告诉他:“那时二十七八岁。”又补充说:“有关《创业史》的最初三篇文章,都是1960年冬天到1961年夏天写的。《文学评论》编辑部起先对刊发梁生宝这篇有点犹豫,搁了一段时间,延到1963年才发表。”柳青马上说:“如果是这样,看来我对这件事有点误解了。我总以为,批评梁生宝形象的那些意见不是你个人的意见,而是有人想借此来搞我,因此才在《延河》上发了那篇《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他又补充说:“你谈梁三老汉那篇文章的看法,我是同意的,当时我跟《文学评论》的编辑同志也说过。”“是跟张晓萃同志说的吧?”“是,一位女同志。”

得悉柳青因身患重病而难以完成《创业史》第一部之后的写作,作品人物原型之一的董廷芝老书记深情地说:“希望他好好养病,能把四部书都写出来。别人写,写不成他那样的。”质朴的语言与深切的期盼之中,所包含的对于柳青的首肯是坚定的,认知也是独特的。“别人写的”与“他那样的”,分别都是什么样的呢?在董廷芝未及详述的语言里我们大致能感觉到,“别人写的”,多半是隔靴搔痒,旁敲侧击,甚至是冷眼旁观,居高临下。而“他那样的”,则一定是直言骨鲠,径情直遂,别具生面,钩深致远。一句话:“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

次日午后,柳青要一位家人来邀请我到他暂住的家中去吃西瓜,我见到了他的夫人马葳和其他家人,聊了一会儿家常话,感到很亲切。

《创业史》第一部初版布面精装本

真正与柳青第二次见面,已是“文革”后的1978年。柳青当时因花粉过敏、哮喘病严重发作而住在北京朝阳医院,我和新华社徐民和相约一起去看望他。柳青鼻子上虽然插着氧气管,见到我们后谈话的兴致却很高。他告诉我:“前几年因病来京住院时,很想见你一面,但未能联系上。”柳青这次谈话的中心,是做人的态度问题。他说:“做人,总要有个原则。是一时迁就,随便表态好,还是坚持原则,看似顽固,不肯检讨,实际却坚持应该坚持的东西,符合革命的利益,究竟哪一种好?我是要坚持后一种的!不要不甘寂寞……”

从《稻地风波》到《创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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