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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二十六、庐

日期:2019-11-21编辑作者:现代文学

  自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开始的纠“左”过程被庐山会议打断后,随着全党“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从上到下,大讲一九六0年要持续大跃进,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工业规模扩大过快,基本建设项目上得过多,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需要提供的商品粮数量猛增,粮食征购任务一再加码,仍不能满足需要,农村和城市的缺粮状况日趋严重。这些问题在一九六0年春其实已开始暴露,到四五月间局势已很紧张。计划完成的情况也很不好。这些问题是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最初还被一些假象掩盖着,一旦发现问题严重,而且是大面积的问题,事情已很难办。到四月开人代会的时候,上海告急,纱厂停工,因为已经没有棉花可以供应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所没有过的,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年初没有料到的。毛泽东感到十分被动,作为总理的周恩来更是感到焦虑。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计划指标。

1960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在26国党起草讨论有关文件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企图以“苏联为首”的家长制作风压制中国和其他兄弟党,邓小平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方代表展开了艰苦卓绝而又充满机智的斗争,留下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

图片 1赫鲁晓夫与邓小平、刘少奇等人的合影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由于各自战略需求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双方按各自的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加以解释并进行论战,到19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激化,这种分歧后来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两国之间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停止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 赫鲁晓夫要用莫洛托夫换高岗 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为了缓和与苏共中央的矛盾,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位智勇双全的人去莫斯科与苏共举行两党会谈,然后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一起召开第二次莫斯科会议。 1963年邓小平前往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谈判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复杂形势下,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邓小平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震惊,接连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如何对付邓小平。不知是过于紧张还是为了给自己壮壮胆,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在会场上站起来对他的部下说:“邓小平人那么矮,却是一个重量级拳师。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一书记嘛。” 9月1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当晚,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为中共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悦耳的音乐和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神采奕奕地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步人大厅,双方一一握手之后,宾主分别落座。 宴会上,邓小平同赫鲁晓夫之间的交锋由赫鲁晓夫的挑衅而拉开了帷幕。 赫鲁晓夫说:“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 赫鲁晓夫显然是用阿尔巴尼亚影射中国共产党不听苏共指挥。对此,邓小平心若明镜,他不慌不忙地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他们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们应该好好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他们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没有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回答他的问题,但他不会轻易服输,继续嚷道:“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对其他党来说,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反过来又骂我们,说我们想控制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邓小平严肃地回答说:“我们一向认为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干涉和控制别人。再说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过你嘛。” 邓小平的话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赫鲁晓夫张口结舌,一时语塞。 过了一会,赫鲁晓夫又把话题转移到斯大林问题上。他责问邓小平:“你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呢?” 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总要讲清楚。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就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对斯大林的错误当然要批,但对他的功绩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对斯大林的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 赫鲁晓夫理屈词穷,显得非常狼狈,停了片刻,他转换话题,冷不防地冒出一句话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高岗,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一听这话,很严肃地问赫鲁晓夫:“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赫鲁晓夫也可能太紧张,好像没有听明白邓小平的话,继续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指着赫鲁晓夫问道:“高岗是我们党内部的事情,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部的事情,你在这个场合下把这些拿出来干什么?” 赫鲁晓夫显得很被动,低着头,再没有吭声。 后来一周,中苏会谈毫无结果,在大吵一场之后不欢而散,中共代表团启程回国。 赫鲁晓夫显得不耐烦了,把餐具敲得丁当响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两党又进行了公开论战。1963年7月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进行会谈。中国代表团团长为邓小平,副团长由彭真担任。成员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苏方会谈人员有:苏斯洛夫、格里申、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萨丘科夫、契尔沃年科。 在中共代表团到达的当天,赫鲁晓夫照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虽说是欢迎,但气氛并不友好,依然很紧张。在祝酒词中,赫鲁晓夫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郑重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见时机已到,接下来就说:“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 众所皆知,这正是中苏两党的分歧所在。赫鲁晓夫的意图很明确,只有中国共产党接受苏共的观点,分歧才会消除。对此,邓小平表示,“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上。” 赫鲁晓夫有点坐不住了,加重语气说:“至少应该做到相互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要表明态度,让两党全体党员能够了解双方的观点。” 赫鲁晓夫显得不耐烦了,把餐具敲得丁当响:“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可惜你们一直没有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 正式会谈开始后,首先由苏斯洛夫发言。他准备了一份长达70页的发言稿,讲了两个多小时。他除了不失时机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外,还在发言中大谈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的观点。 邓小平在后来的发言中立即质问苏方,为什么在谈到双方分歧的时候,苏联对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一事避而不提?邓小平的质问,弄得苏斯洛夫面红耳赤。 这次会谈也是各说各话,甚至说话的气氛也越来越糟糕。7月20日会谈结束的当天晚上,赫鲁晓夫为代表团举行告别宴会。大概是在会谈中吵得太多的缘故,以至于双方在祝酒时都无话好说了,只是为彼此的健康干杯而已。就在头一天,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匈牙利友好大会上还大骂中国共产党。可在宴会上,赫鲁晓夫还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党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分歧,那些分歧都是臆造的。 邓小平坦率地告诉赫鲁晓夫,我们之间有分歧,你在苏匈友好大会上指责中国共产党搞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才是马克思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你们代表团几次发言不是都讲严重分歧吗?事实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赫鲁晓夫还狡辩,为什么要用这些词呢,让作家去写吧,反正我认为没有什么严重分歧。但是,邓小平仍然强调,中苏两党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不过,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来消除分歧,增强团结。 宴会结束后,晚上11点,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回国。7月21日下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在机场,代表团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和首都群众5000多人的热烈欢迎。这是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国为数不多的三次中的一次。

  这是一个重要转折。关键问题就是写不写苏共二十大。二十大被苏共视为命根子,别的它都可以让,唯独这一条万万不能让。中共中央根据对会议形势的分析,作出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的决定。这是关键的一招,使整盘棋走活了。

邓小平严肃地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

  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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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极端重视主动权这个东西。人们都还记得毛泽东说过的关于军事上争取主动权的那段话:“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③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始终注意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革命在他的领导下,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不是没有过丧失主动权或者处于被动的时候,但是凭他超人的智慧、丰富的经验和求是的精神,总能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由于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迷恋高指标,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听信一些不负责任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因而对高指标虽曾几次决心调整,总是落不到实处,因而总是处于被动状态。这次提出减少盲目性,争取主动权,是他对两年来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

1960年,邓小平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派,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时年56岁的邓小平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⑩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364、365页。

出发前,代表团全体人员集中在钓鱼台国宾馆进行准备。邓小平指出:“这次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上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别国的错误做法。”

  一九六0年已经过去半年了。这半年来,和原来的预期相反,生产计划完成得很不好,从四月以来,工业生产不断下降,农村中的“五风”和急于过渡的情况,虽有中央明文制止,但由于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缺乏切实有力的具体措施,因而没有多少成效,加上一些地方严重干旱,粮食形势非常紧张。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十分紧迫而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来这次会议需要充分讨论和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召集政治局委员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开会的时候,就讲到:国外争论的解决,取决于国内工作。现在我们的工业、农业都未过关,必须下决心,立志气,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纠正缺点,把各项工作做好。要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争取在三年到五年内把过关的任务完成。⑥但是,中苏关系问题却始终吸引着与会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主要注意力,对国内经济问题没有深入讨论。

  ⑨毛泽东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们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6日。

苏共中央为中共代表团的到来举行了欢迎宴会,地点仍是叶卡捷琳娜大厅。赫鲁晓夫拉着邓小平的手,显得很热情地坐在一起。记者照相结束后,宴会开始。赫鲁晓夫虽然保持了惯常的那种微笑,但是眼神总给人一种来势汹汹的感觉。果然,他先从阿尔巴尼亚之事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

  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代表团的请示电,因事关重大,把各中央局书记也都请来了。会后,中央致电刘少奇:提议在声明草案有关的一段中,强调一致协商的原则;签字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待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才能答复。

到达苏联后,中共代表团被安排在列宁山苏共中央的别墅里。这里林木茂盛,环境优美。从接待方面看,苏方表现得还是热情友好的,是高规格的接待。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主要都在大使馆进行。从列宁山的别墅到大使馆来往都有苏方警车开路,安全保卫工作相当严密。有一次我国代表团没打招呼,自己驱车去了大使馆,苏方警卫人员紧张得不得了,立刻找中共代表团说:“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我们的主宾。中央对我们有指示,我们是要用脑袋来保证他的安全的。警卫脱节我们要负政治责任呢。以后你们外出行动一定要跟我们说一下啊!”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六月八日和九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日和七日两次来信的复信问题。苏共二日来信,建议利用六月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美国破坏四国首脑会议后的国际形势交换意见。七日来信又提出,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推迟举行,在布加勒斯特只是举行兄弟党会晤,就代表会议开会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交换意见。根据常委会讨论的意见,六月十日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名义复信苏共中央,同意七日来信所说的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复信指出: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各兄弟党代表团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然后根据各兄弟党中央商谈的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中共中央复信还建议,参加代表会议的成员,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兄弟党代表以外,最好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④

1960年11月,刘少奇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典。中国党政代表团副团长为邓小平,团员为康生、杨尚昆、胡乔木、彭真、李井泉、陆定一、廖承志、刘宁一和驻苏大使刘晓

  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根据那个时候的国际形势实行的一个重要国际战略。

“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赫鲁晓夫涨红着脸大声地说:“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

  引起毛泽东特别的注意。广东的文件,提出目前农村中值得重视的五个问题:第一,有些地方,出现了急于向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苗头;第二,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第三,全党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第四,公社一级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第五,全党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立即印发正在广东从化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周恩来等人。然后又致信刘少奇、邓小平,建议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以中央名义转发。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批示建议,今年春季,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开一次四级或者五级或者六级的干部会议,像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开的那样,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①

邓小平是个直率人,他从容而又诚恳地望着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这时,康生插了一句话:“《毛选》第四卷注释,习仲勋那个地方加两句,已经加了,主席什么时候看看呀?”

代表团出发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13日晚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会上大家预测,这次苏联会谈一定争论激烈。我国代表团这次去莫斯科主要是试探苏方的态度,究竟他们是想搞好团结,还是像布加勒斯特会议那样采取高压手段想把我们压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都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赫鲁晓夫之所以同意在莫斯科会议之前举行两党会谈,为莫斯科会议做准备,是因为除了越南党以外,还有不少兄弟党都希望不要再继续争吵下去,要团结。赫鲁晓夫就是在这种压力下同意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所以他不一定真的要搞团结,很可能是要压服我们。因此,我国代表团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十二月二日,刘少奇以国家元首身份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十二月九日刘少奇一行回到北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表示对中共代表团工作的支持和肯定,对八十一党代表会议及其声明的支持。

这次在莫斯科,虽然接待形式上是高规格的,但双方斗争是紧张激烈的,这种紧张激烈几乎从中共代表团一到达便表现出来了,不像过去先要礼节性地客气一番。

  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照会的复照稿。第二天,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会议。复照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

  毛泽东在郑州看了东郊人民公社的麦子,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随后登上南下的专列,五月十二日到达下一站武汉。

  ⑦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0年3月4日。

  ⑤天津会议记录,1960年3月24日。

  邓小平汇报时,提出一个托拉斯的问题,说:“中央说了,今天也说了,大家赞成这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要有个改革,实际上也是上层建筑要有个改革。目标就是速度加快,更节约,综合经营,综合利用。我们研究,恐怕要走托拉斯道路。就是主席提过的,一行为主,搞其他多行,搞托拉斯。”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发明这个托拉斯,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实际上是个进步的制度,问题是个所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家所有,我们是国有。”邓小平接着说:“在三年规划里面初步考虑了这个问题,考虑全国搞大大小小各种各色的托拉斯。这是个改组,恐怕快一点搞有利。”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

  汇报工业问题,讲到一九六0年钢材分配情况时,毛泽东看到地方分到的数量很少,不由地感叹起来:“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可怜。为什么人家轻视我们呢?你看,就这么一点。”毛泽东把发展钢铁的希望相当地寄托在小洋群上,他对地方的负责人说:“你们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分期分批搞小洋群,你们不向中央伸手,中央不向你们伸手,搞了就是你们的,不然就没有出路,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可怜得很,中央虽然多分一点,也只有这么多,很少。”毛泽东希望中国能够多搞一点钢铁的紧迫心情,总是不时地要流露出来。

  毛泽东在天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通称天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王鹤寿、彭涛、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欧阳钦、黄火青、吴德、乌兰夫、林铁、陶鲁笳、万晓塘、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

  ⑩以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话,均引自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四)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相当严重。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问县委,自己就平、调。县委也不管,省委更不管。

  1960年11月28日”⑿

  (十)农业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究竟可以提前几年完成?主要是“四、五、八”粮食指标。

  十一月二十二日,一般性讨论结束。二十三日,赫鲁晓夫发言。他有意放低语调,力图抓住团结的旗帜,以争取群众,而对中共则是针锋相对,继续进行指责。二十四日,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在休息时间,苏方人员全体出动组织一些与会代表发言,一时会场情况十分紧张。休息后,发言的人,大都是一套定型的语言,明白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但有的党的代表敢于出来说话,说这次会议已表明有多数对少数作决定的倾向,这是不正确的。危险不在于有分歧,而在于用不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分歧,就是要少数服从多数。这篇讲话震动了全场。

  ②《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421-430页。

  ②《杨尚昆日报》(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26页。

  (十三)回避问题。不做本地的官。不是全部回避。应该相信多数同志是好的,无论是社一级,队一级,小队一级。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要请他回避一下。

  关于反华问题,邓小平汇报说:“大家完全赞成主席这个文件,毫无意见,大家都很高兴。”毛泽东说:“这是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像张平化这样的同志就跟我讲,很担心,很想不通,后来才想通了。现在我写的这个东西⑥,归结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是对整个客观世界要有个分析,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就是那样一件事。”

  十一月五日,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离京飞赴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是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等。这是国际共运中的一件大事,引起举世瞩目。

  像以往指导任何一项重要工作一样,毛泽东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报告,随时加写批语,转发各地。在他写的许多批语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十一月二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毛泽东在这个批语里,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对于“大跃进”以来急于过渡的问题进行了比以往更深入的检讨,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一些重要教训。

  ⑨毛泽东:《十年总结》,手稿,1960年6月18日。

  (六)工业问题。主要是煤、铁。有煤有铁才有钢,有钢才有机器,有机器才有别的。这个问题,要讨论讨论。现在有点冷水洗的味道,小土群、小洋群不多了。凡有煤、铁资源的地方都要搞一点。

  (九)教育问题。地方要抓教育,办自己的学校,要办得多,中央只要那么一点,让地方去大搞。

  ④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二十二日金日成离开杭州返回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时局问题、中苏关系问题,以及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关于时局问题,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本性不会变,因此有两种可能,现在是和平时期,将来有战争的可能。十七国共产党会议认为,现在这样的阶段到来了,就是存在着在社会上、在世界范围内根绝战争的可能性。这是反列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要取得世界和平,只有加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统一战线,作斗争,使它前方有顾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顾虑(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本国也有顾虑,不然和平的实现不可能。”陆定一说:“苏共二十一大比二十大还反动,二十大讲‘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二十一大则讲在社会生活中出现排除战争的时代。”关于对苏共的方针,大家认为,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能指望赫鲁晓夫会改变。这一次他是被逼的,一是美国逼得厉害,二是国内对美国群情激愤。四国首脑会议流产之后,已不是西方同他搞得很好的时候、他神气得很的时候。现在两党之间有一点共同点,利用这个关头把赫鲁晓夫拉住一下。毛泽东说:“同苏共斗争的形式用文章,方法叫指桑骂槐。现在对苏共,也是拖时间的,不宜于破裂。”谈到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毛泽东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赫鲁晓夫何必那么蠢,把美国人捧得那么上天,也不想下一着棋。从戴维营回来,那么吹,他不想想,美国人可能变嘛。”①

  (五)农业问题。主要是粮食问题。十二个字③是一个农业布局问题,要使省、地、县、社都懂得这个农业布局,有计划地进行。这是农业,还有林、牧、副、渔。种植业同畜牧业要并重。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对三年补充计划的十四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有的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还低。这次会议主要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快发展农业;二是强调作计划必须留有余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全局上改变被动局面,争取主动权。这次上海会议与一月上海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一月会议时,人们的头脑,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很热,认为一九六0年仍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因而不论是三年补充计划,还是八年设想,都是脱离实际的。在这近半年的时间,经济形势日益困难,严重问题逐步暴露,计划完成情况很差,因而这次会议出现另一种情况,全面降低指标、强调留有余地。尽管这次调整仍然是不彻底的,但总是向实际靠近了一些。

  ⑦王任重日记,1960年10月26日。

  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代表团出发前,九月十三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

  ①四化,这里指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毛泽东说:“我们中央、省这两级作上层工作的人不可能都去看公社,就是摘点要点去望一望,要靠下面反映;而下面反映的材料,就有一部分不可靠。总而言之,上级领导机关,比如中央一级,省一级,地委也是不甚了了。”⑦

  ③毛泽东审阅《不怕鬼的故事》序言时加写的一段话,见1961年2月5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谈的一个中心意思是,希望英、法、苏、中接近起来。他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他问: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美国在全世界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三百万军队的一半在海外。它不顾一切,不跟别人商量办事。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并表示愿意从事使四国能在一起的工作。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毛泽东敏锐地看出蒙哥马利的心思,对他说:“你的看法是,那个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②

  从六月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国际问题方面。

  讲到国内问题,他突出强调了要抓好粮食生产。他要求搞好田间管理,搞好秋收、秋种,尽可能地多打粮食,多种粮食。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急于过渡和刮“共产风”的情况,他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一定要有个人所有制的部分,给社员一点自留地,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个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体、小自由”,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决议里写了的,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说,今天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发明,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过去共同决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复一下。

  ③十二个字,即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

  从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议,也就是苏共在六月七日致中共信中所提出的所谓会晤。“会晤”一开始,就是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赫鲁晓夫又一次对中共进行激烈的攻击,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彭真给予反击,单批评赫鲁晓夫,着重批评他说帝国主义跟过去不一样,批评赫鲁晓夫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彭真提出:原先苏共给我们的来信,只讲“会晤”,没有讲发表公报的事,我们对公报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立刻表示,不能修改,而要中共代表团签字。彭真说,我们要请示中央。

  五月六日,毛泽东到达第三站——郑州。四五月间,正是冬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毛泽东一路上在行进的专列里,不时地向窗外眺望,观看田里的麦子生长情况。当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史向生、赵文甫登上专列时,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火车上,在郑州附近看了你们的麦子很好,差不多一人高,有水浇没有?”杨蔚屏回答:“有的有水,是城里的污水和黄河水。偃师是全省第一,麦田管理得好。”毛泽东问:“单位产量呢?”杨答:“有一个丰产单位,去年搞到八百多斤。”毛泽东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杨蔚屏说的是“一个丰产单位”而不是全县,接着问:“有那么多没有?”杨答:“他那里好。”毛泽东这个提问,与其说有表示怀疑之意,不如说是要订实一下这个令他高兴的单产数字。

  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手稿,1960年3月16日。

  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对于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无疑起着重大作用。但在“大跃进”、“反右倾”的指导思想下,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去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后来发展成为“四化”,即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却助长了形式主义和浮夸作风,出现了拼设备、“左”倾蛮干的情况。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尽管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总体来说,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六月二十三日,中央收到彭真来电,报告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来信即《通知书》的要点。中央书记处临时开会,讨论如何答复来电问题。同一天,毛泽东收到柯庆施送来的彭真来电的抄件,当天晚上,他邀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开会,商量此事。从这一天起,毛泽东等四位常委,加上柯庆施,有时刘晓也参加,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连续开会五天,讨论布加勒斯特会议问题。

  根据毛泽东压缩指标的意见,国家计委六月十七日提出一个新方案交会议讨论。

  以上十七个问题,包括毛泽东这段时间写的批语和指示,是毛泽东在一月上海会议以后,从阅读各地各部门的报告中,从与地方负责人的谈话中,根据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集中大家意见而形成的,反映这一个时期他对全国工作的总体部署和指导思想。

  布加勒斯特会议标志着国际共运阵营分裂的升级,中苏两党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完全公开化了,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⑤

  ⑦毛泽东同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6日、11日。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七月五日开始,八月十日结束,共一个月零六天。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中苏关系)和国内经济问题。

  三篇文章虽然没有点赫鲁晓夫的名,但在实际上,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分歧已公开化。后来,毛泽东对三篇文章作过这样的评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来,我们在国际问题上没有写什么纲领性的文章,这一次写了三篇,跟他唱对台戏嘛。”⑨

  后来,毛泽东对八十一党莫斯科代表会议及其发表的声明,作过这样的评价。他说:一九五九年春季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一九六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摧垮。”③

  邓小平对《十年总结》作出一个评价,他说:主席这篇东西,我很赞成,需要总结一下。我看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如果说我们得到益处,恐怕就是这个。《十年总结》是全面的,提到认识论的高度解决问题,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④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与会人员都一致赞成这个总结。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歇息了一会儿,参观了一个尖端技术产品展览。第二天是五月一日,毛泽东在天津中心广场出席了“五一”庆祝大会,看了文艺表演。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之外过“五一”节。随后,又参观了技术革命展览会。下午五时,在杨尚昆的陪同下,登上专列,五月二日清晨到达济南。

  毛泽东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反“共产风”问题,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的第一次。历史似乎在重演。但一九六0年刮起的“共产风”,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超过了一九五八年。

  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本来应该像往常那样,狠狠地抓会议精神如何一步一步落实;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严重事件而转移了他的目光,他的注意力几乎全被吸引到布加勒斯特会议上。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⑾

  ⑾《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03页。

  三月九日,《毛选》审读工作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经衡阳、株州、金华、杭州、上海、南京、徐州、济南,于三月二十三日到达天津,历时十五天。沿途与当地的省、市委负责人和一些地委负责人谈话,还开了几次会。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上午没有讨论。汇报快结束时,毛泽东又谈起这个问题,说:“基本矛盾,觉得还是应该提阶级矛盾,这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在我们国家,这是主要矛盾。但是,还有第二种矛盾,第三种矛盾等等,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八大一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个矛盾,那是同外国比的,不是对国内说的。现在完全证明,这样蓬蓬勃勃地发展生产力,可见得生产关系是适合的,而部分的不适合(包括部分的规章制度以及所有制、管理权)经常修改。”最后他说:“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谈一谈,请你们回去少数人(比如十个人)议一议。这种事情人太多了不好议。作为商量,作为建议,看是不是这么说,或者是另外一种提法。”⑦

  十一月十六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小休息室,同周恩来、陈毅、李富春、陈伯达一起,研究代表团来电,同意代表团的意见,并告诉他们一切应作最坏的打算。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邓小平,转达中央的意见。

  中共中央的紧急指示信共规定了十二条政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当时,指导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同赫鲁晓夫进行这场斗争,处在第一线的是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的是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北京和上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五月十七日,毛泽东离开武汉,经长沙、九江,二十一日到达杭州。下车后直往南屏游泳池,在这里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会谈。金日成是因四国首脑会议流产而来同中共中央交换意见的。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在世界上引起震动,时局骤然紧张起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出现一些思想混乱,甚至有人说这是“大战前夜”。金日成特地想来听听中共中央的意见。中方参加谈话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江华。在谈到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时,金日成说了这样一个情况: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就叫他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毛泽东说:“美国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都有军事基地。去年十月三日,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应该拿武器去试验资本主义政权是否稳固。他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骂我们不战不和是托洛茨基。五月一日苏联打下美国间谍飞机,五月二日艾森豪威尔就说U-2飞机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逼得赫鲁晓夫再无考虑余地,这才下决心。我们开群众大会支持苏联,这样可以迫使美国规矩点。”毛泽东说:“意大利共产党说,大战就要爆发了,陶里亚蒂他们悲观起来了。当然,也有可能打起来,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还没有武装好,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我看不必悲观,自然也要警惕。”⑿

  (十五)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①毛泽东:《关于反华问题》,手稿,1960年3月22日。

  (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中央已发了指示,企图在今年这一年搞到百分之八十的人在食堂吃饭。

  (十四)外宾参观,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讨论,请同志们注意。

  ⑦见周恩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7月31日。

  十一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苏共代表团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会谈。会谈进行得比较顺利。刘少奇着重谈团结问题。关于中苏两党争论,双方都表示希望结束,再不挑起,使两国、两党的关系恢复到一九五七年以前的状况。

  毛泽东在抓国内工作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忽略国际问题。他频繁地会见各国朋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他在济南、郑州、武昌三地,先后会见拉丁美洲、非洲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妇女代表团,非洲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工会等代表团,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代表和著名人士,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三国代表团,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还会见了一些外国政府领导人。毛泽东在谈话中,向各国朋友表达了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坚决支持,感谢他们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指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他说:美帝国主义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他们老家去。

  正当会议刚刚进入讨论国内经济问题时,突然又发生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严重事件。苏联政府七月十六日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七月二十五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期间全部撤走。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一千三百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苏共这一举动,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彭真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代表团于六月十六日离开北京经莫斯科赴布加勒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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