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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中共八大

日期:2019-12-06编辑作者:现代文学

  在谈到由邓小平担任总书记职务时,邓小平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自“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面对一些无理指责和批判,胡乔木怎么也想不通。有一次开批判会,别人都走了,只剩胡乔木和邓力群。胡乔木对邓力群说,想不到啊,过去多年的老朋友,遇到现在这种局面,就这样对我。邓力群说了些安慰的话。从此以后,直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收场,胡乔木有什么苦衷都向邓力群倾诉。邓力群说:有段时间,乔木同志情绪很坏,身体也不好。我总是劝他,安慰他。我这个人,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总要帮人家一下。这时我下了一个决心,凡是同我有关的事情,绝不要给朋友找麻烦,我能担起来的都担起来,给朋友减轻一点压力。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耳熟能详的话出自毛泽东在八大的开幕词。

  报告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里说的“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国内形势的一个重要判断。

邓力群在谈到起草八大会议文件时说:刘少奇布置陈伯达负责起草八大政治报告,胡乔木负责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于是陈伯达把田家英、何均和邓力群找去给他帮忙。搞了一个多月,写出一个初稿,刘少奇转给乔木同志,让他提意见。乔木看后说:这不是一个政治报告,而是个学术报告。少奇说:你说不像政治报告,那好,你来起草一个吧。乔木正在犯愁的时候,毛主席听取党中央、国务院35个部门关于财经方面的汇报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刘少奇听后很高兴,当晚就把陈伯达、胡乔木、邓力群找去,说以“十大关系”为主线修改八大报告。主要由胡乔木负责,陈伯达也参加。很快,政治报告就完成了。

八届一中全会新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除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五大书记中的四人外,增加了陈云、邓小平。

  直到八大开幕的前一天,九月十四日凌晨,毛泽东还审阅了前一天刚刚修改排印出来的政治报告稿,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他在报告稿的封面上,用钢笔写了一段批语:“即送少奇同志:(一)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⑨和一些其他字句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二)党的部分,本日十二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以再改。”

我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胡乔木处任秘书时同邓力群相识的。当时他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后来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由于乔木同志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作为党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直分管思想理论战线和中央文件的起草,他们之间工作往来很多,我和力群同志也逐渐熟悉起来。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后,胡乔木和邓力群都退出第一线,到中顾委分别担任常委和委员。此时我在中顾委已工作三年,作为中顾委的副秘书长,继续为他们服务。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中顾委撤销,乔木同志也于同年9月病逝。两年后,中央批准成立《胡乔木传》编写组,邓力群任组长。我也于2000年参加了编写组,直到2015年初邓力群去世。所以,我同力群同志的接触可分为三段:在乔木处五年,在中顾委五年,在编写组十五年。尤其是后两段,力群同志工作不像以前那么忙,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看望他,同他聊卿天。我很佩服力群同志超常的记忆力,几十年前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他给我讲了早年与乔木同志交往的故事,加上后来我多年为他们工作服务的切身体会,使我深深感受到这两位老前辈在毛主席、邓小平两代领导人的指导下,密切合作,竭尽全力,为党为国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并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国家的重任。

  苏联、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五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成为一支具有重大影响的力量。

患难与共的挚友

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重大事件,中央不得不花精力来处理这个有碍党的团结的问题。

  这一个时期,周恩来忙于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的起草和修改,从九月六日起也参与政治报告的修改工作。九月七日晨六时,毛泽东要人送去政治报告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请周恩来修改,并在信中说:“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交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③

农伟雄和李鑫等人有江青、姚文元的支持,对胡乔木的批判又进一步升级,他们搞了七次批判高潮,一次比一次厉害。据邓力群讲,他们确定犯严重错误的有三个人: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最主要的是胡乔木,其次是邓力群。对胡乔木,主要是要他交代和邓小平接触过多少次,每次都议论了什么;“三株大毒草”(《论总纲》、“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怎样“炮制”出来的,邓小平有什么“黑指示”。与此同时,“四人帮”又在报刊上制造舆论,罗织罪名,诬蔑国务院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公司”“右倾翻案风的黑风口”“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攻击胡乔木等研究室负责人是“邓小平的谋臣”“邓记班子中的‘理论家’”,等等。

但是,解决270人上主席台是一个大的难题。因为要求会议进行时,坐在下面的代表们能看到主席台上的人。而主席台只有16米宽,每排最多只能坐30人,需要安排9排座位。工作人员集思广益,多次向有关单位和能工巧匠请教,最后确定了解决方案:第一排座就在地面,从第二排起每排高出20厘米,共做了8排高大地坪,每排都设有固定的栏板以保证安全,这样共设计制作了80多块挡板。在两侧和后排还留了走道。

  他说:“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

1974年邓小平复出后,对军委和国务院系统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出现由乱而治的景象,深得民心。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阻力很大。尤其是在“四人帮”把持的理论宣传领域问题成堆,迫切需要重新组建一个写作、参谋班子。为此,小平同志于1975年6月间约胡乔木商组一个政治研究室,直属国务院,由邓小平直接领导。其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通过研究室撰写重要文章,与“四人帮”对决。研究室由胡乔木负总责,负责人中原来只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六人,后经胡乔木提议,邓小平同意加上邓力群。

在十五大之前,八大是历史上唯一一次有民主党派参加的党代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国民经济“二五”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宣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着重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还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八大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国梦想,显示出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

  五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两个名单。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七人组成。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九人组成。

研究室传达完打招呼会议后,李鑫带头对胡乔木发起攻击,指责胡乔木参加《毛泽东选集》编委会抢了他的权,说胡乔木“对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窍不通”,甚至出粗口骂胡乔木“是什么玩意儿”。也有几个人跟着李鑫的调子说话。1976年2月7日,研究室的造反派农伟雄给姚文元写了一封告状信,揭发胡乔木和政研室的“问题”。随后,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不久,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通知农伟雄和胡乔木参加。散会时,江青、姚文元同农伟雄握手,说:你的信写得很好,应该把运动搞起来。又说:你的任务就是搞揭发。从此,“四人帮”通过农伟雄掌握了研究室的领导权。

上述问题的解决,邓小平和杨尚昆都表示满意。

  ③泽东会见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6日。

下面记述的只是我所了解的片断回忆。

一段是关于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和党所处的地位的文字: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②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1、102页。

胡乔木承受着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压力,非常痛苦,思想斗争也非常激烈。造反派勒令他交代邓小平每次都议论什么。一点不说吧,反映上去毛主席不满意;照实说吧,邓小平无疑遭受更大的打击。于是,他采取的策略是重点交代自己的“错误认识”,涉及邓小平的,则主要讲一些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事。本着这个原则,胡乔木于3月2日写了一份揭发材料直接送毛主席,毛主席阅后批:“送政研室一份,交乔木同志。”可是造反派和几位老同志看了他的揭发材料后不满意,在批判会上都说他不老实,揭发材料避重就轻,说小不说大,说明不说暗,说虚不说实。

“从设计到施工,前后共一年,这在当时和现在都不得不说是个奇迹。”苏林云说。1955年下半年,周恩来总理来政协礼堂查看,各厅室都仔细看了一遍,没有说什么,比较满意。

  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说:“此件请打清样(校正错字),并付翻译。清样请于本日上午十二时以前送各书记处同志以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请他们再作修改,于九月十四日下午三时交田家英汇集酌定交我。”还说:“这件是否讲,要看十五日我睡眠的情况才能临时作决定。所以暂时不要印发各代表和外国人,请注意。”⑦

1975年11月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冰等人两次写给毛主席的信引发的。这一年的8月13日、10月13日,刘冰等人两次联名写信给邓小平转毛主席,揭发迟群(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谢静宜(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在工作作风、群众关系等方面的严重问题,并由胡乔木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再转毛主席。却没想到这两封信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快。10月19日晚,毛主席在谈话中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那么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11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宣读由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之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

根据七大党章的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七大是在1945年召开的,八大应当在1948年前后召开。但从七大后的整个形势看,很难按党章规定如期召开下一次党代会。

  决议的核心,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和据此而作出的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

因文字工作而结缘

七大八大之间为何隔了11年

  ⑨毛泽东会见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3日。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研究室协助邓小平做了大量工作,如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重新整理毛主席《论十大关系》文稿;通过写文章和向毛主席转信、报送材料等方式推动文艺方面的调整,解决《创业》《海霞》影片的上映和一批文艺作品的出版问题。尤其是修改和撰写《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三个著名文件,从理论到具体的方针政策等方面对增强全面整顿的深度、广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邓力群协助胡乔木做了许多事情,没有辜负邓小平的重托。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八大的两项重要准备工作,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

1943年初,他们相识于延安。当时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力群在毛主席另一位秘书陈伯达领导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是研究室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在整风运动中,力群同志针对当时整风学习中联系实际、联系自己不够的现象,写了一篇《把箭射向自己》的大字报,检查自己的学风问题。这张大字报当时影响较大。大概陈伯达把这个情况汇报给毛主席,乔木同志特地去找邓力群把稿子要去,并把稿子的标题改为《我来照照镜子—学习散记中的几个片断》,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这是力群同志在延安时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引起中央领导同志注意,随后他被吸收为总学委巡视团成员之一。

中共八大要在政协礼堂召开的消息激励着政协相关部门同志,更鼓舞了全体政协礼堂员工,大家都纷纷表示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和大会服务工作,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

  最后,毛泽东说:“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能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十三个,要扩大到二十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人,也许一百七十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作决定。”⑧

1953年秋,刘少奇把邓力群调到身边,只做文字工作,不给秘书名义。从此以后,他和胡乔木的交往合作就多了。他们共同参与八大文件的起草,共同受毛主席委派于20世纪60年代初去南方调查人民公社情况和公共食堂问题,共同起草“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邓力群说,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他只是胡乔木和陈伯达的助手,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举例说,1953年12月下旬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会后毛主席要刘少奇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讨论。少奇同志要力群起草初稿。他费了很大的力气写了1.2万字的稿子,毛主席看后说不能用,要胡乔木改写。力群看了乔木的改写稿,发现乔木在改写稿里只用了他几十个字,等于重新写过。这件事使他深有感触,对乔木同志非常佩服。

毛泽东首提“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毛泽东:“请帮助。”⑤

邓力群还把胡乔木与陈伯达起草文件的方法作了比较。他说:且不说陈伯达的人品,仅就工作方法来说,陈伯达接受任务之后,先要写作班子看材料,写初稿。不行,就再来;还不行,又再来。怎么不行,他也不讲。到最后,他觉得有点基础了,就一边谈,一边改。由他口述,我们笔录。就这样反反复复,直到磨到他满意为止。乔木同志与他相反。他要你帮他做事,一开始就和你讲清楚是什么题目,要讲哪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什么,第二个问题讲什么,把文章的要点给你讲一遍。你根据这个要点起草,交给他之后,他再也不找你了。要改,要重写,都是他自己干了。邓力群说,通过协助他们两个人起草八大文件,确实收获不小,使他懂得了怎样为中央起草文件,知道要经过什么过程,注意什么问题。这为他以后为中央做事,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经验是很不够的。毛泽东强调: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341、342页,第350-351页。

八大以后,邓力群和胡乔木又有过多次合作,如协助乔木起草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根据乔木同志的意见重新整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批注等。通过合作和接触,胡乔木和邓力群对彼此的品德和能力加深了了解。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1026人,候补代表107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应邀参加大会的有50多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还有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

  毛泽东先讲了一下文件准备情况和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预选情况。他说: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大体上都准备好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造成中央提出的名单。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十万字,一砍就是四万多字,现在不到五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第三种写法,也可以第四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能有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文件是相当有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明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⑦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

  又比如,关于实现国家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毛泽东作了两个估计。一个是实现初步工业化的时间,另一个是接近或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国家的时间。他写道:“到那时,即到一九六七年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工业产值将占百分之六十几,农业产值将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样我国就可以说基本上有了现代工业了,就可以说初步地工业化了。但是我国是一个具有六亿人口的国家,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按照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人计算,那时将有七亿几千万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来说,我国要进一步工业化,要接近或者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那就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

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发言稿,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亲自动手。八大开幕词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别人起草、多方征求意见、并经毛泽东本人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而形成的一个集体创作。

  毛泽东说:“时间开的太长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十一年时间是很长,斗争很丰富。”又说:“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③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八大的一个总评价。他突出了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

刘少奇就曾提出,李昌是一二·九运动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的总队长,应该列入候选者的名单中。在吸收了代表们的意见后,才提出一份候选名单的草稿,进行一次预选。再一次把预选结果拿出来,让代表们选举出一份正式候选名单,然后代表们再在大会上投票选举。

  毛泽东:“要互相参考。只可参考,不可硬搬,好像我们不能硬搬苏联一样,硬搬就危险,我们曾经硬搬而吃了大亏。”

在一次筹备会上,毛泽东就选举中央委员问题专门指出:这次一些年轻的省委书记没选上,先让一让老同志,让他们先“过过瘾”。实际上,毛泽东讲的不仅仅是让一让的问题,而是让大家注意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在后来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一些年轻的省委书记也都补选进中央委员会。

  九月十日下午,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⑩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7日。

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

毛泽东以充满激情的话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雄心壮志,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这篇开幕词不足2500字,竟博得了34次热烈掌声。

  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定下来的。原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是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八大的指示时,是这样说的:八大的准备工作,谈话时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并且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⑤  

有一天,大会秘书处给刘少奇送来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请他填写选票。他填完后交给秘书,并高兴地说:“我统统圈了。”刚开始秘书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回到办公室一看,原来他说“统统圈了”的意思是:一、他没有不同意的;二、他连自己的姓名下面也画了圈。通常选举中,为了表示谦虚,往往自己不投自己的票。其实,这个选举名单经过大会小会反复协商早酝酿好了,既然在酝酿讨论时自己也同意了,投票时再客气一番还有什么意思呢?

  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以波立特为团长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

1945年到1949年,正是党领导人民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决胜阶段,“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决不能让敌人有喘一口气的时机,犯下历史性的错误。在1948年或1949年里召开党的八大是不可想象的。

  六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看了经陈云修改的稿子,立即批示胡乔木:“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②

毛泽东比较满意,亲笔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并且加了几段话。第一段加的是纪念已牺牲的同志和朋友的话。毛泽东以饱含深情的笔调写道:

  这里所说的苏联同志,就是米高扬。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在一九四九年二月米高扬来华访问时,对他说的。八大期间,他们两人再次相会,毛泽东又谈起对党内犯错误的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米高扬回顾了七年前的那次谈话,他说:“您方才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我在一九四九年二月来中国时,就曾经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地对斯大林讲过,我当时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的意思。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作声。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他虽未说话,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①①毛泽东会见苏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1950年到1952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需要全力进行民主改革,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上,恢复国民经济,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需要全力捍卫新生的政权,进行还未完结的局部地区的人民解放战争。需要镇压反革命,镇压一切仇视新生政权并继续反抗的阶级敌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还需要全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所以,在这个时期,似乎没有时间来召开党的八大。

  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直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中法建交后,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才逐步实现。但从这个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于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急迫心情。目的就是为了加快工业化,尽早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但对于中共八大要在政协礼堂召开的消息,苏林云说,那是1956年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到政协礼堂时,他才首次得知。当时是在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两位首长指示现场工作人员:“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要在政协礼堂召开,约有1500人参加,上主席台的有270人,这次大会米高扬要来,得给他准备个休息的地方,你们有什么困难没有?”

  杜克洛:“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转弯抹角地搞一些,不过美国还在阻碍。”

值此中共八大会址于七一之前挂牌之际,我们特邀请党代会研究专家、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李颖撰写《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的中共八大》一文,介绍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

  最后谈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评价。他说:“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搞经济建设也有七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④

“我统统圈了。”刘少奇坦荡磊落的情怀溢于言表。

  十月一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兴致勃勃地观看焰火,回到住地,已经十点多钟了。稍事休息后,又在颐年堂会见了杜克洛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他们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二时三十五分。

另外两段文字中,一段是在提出向苏联学习的内容前,加上肯定苏联成绩的几句话;一段是在欢迎兄弟党代表的文字后,加上对国内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表示欢迎的语句,这段新加的话,也是开幕词的最后一段话:

  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等六十八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还有四十五人提交了书面发言。

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原定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通过这次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顺利贯彻提供了重要保证,也为顺利地召开八大做了准备。毛泽东在3月31日作结论的讲话中说,中央决定于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八大。这是第一次把八大召开的时间说得这么具体。

  写完批语,考虑到时间已经很紧,毛泽东又在封面的另一空白处补写了一段话:“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⑩

米高扬的休息问题,也颇费了一番脑筋。第一会议室是毛泽东和主席台同志休息的地方,前厅原本是有几个会议室的,但须穿过代表的休息厅,不方便。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把主席台西侧的道具间装修一新,临时作了贵宾休息室。

  关于大会发言,毛泽东提出: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五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⑥

全国政协原行政处处长苏林云在文集《我与政协同行》中回忆说:“1954年春,周恩来总理指示要为全国政协盖一个大礼堂,能容纳1200人开会(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造价300万元人民币)。”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页。

当时设计方案为大会场上下两层,可容纳1300余人开会。一楼设五个会议室,三楼为800平方米的大厅。

  关于台湾问题,报告提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里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特别引人注目。

由于中共八大预计有1500人参加,而礼堂的座位只有1300个,为此在一楼把所有座椅都移动位置,增加了两排桌椅。

  七月六日到十四日,毛泽东先后六次召集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政治报告初稿。十五日和十九日,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

之后,毛泽东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送给有关的人员审阅修改。这已经是9月14日清晨4时30分,离大会开幕只有一天的时间。吸收了大家的意见,稿子改得越来越好,毛泽东满意了。

  一个月后,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给毛泽东送来两个名单。一个是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另一个是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毛泽东很快批示,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1955年10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要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八大。至于在下半年哪一个月开,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只说由中央政治局来定。这次会议还通过《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邓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关于对外关系,报告声明:“我们准备同一切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⑧

八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不是先提出候选名单,而是先进行一次没有候选名单也不限名额的预选,只是在预选前中央领导同志讲过一些原则性意见,并在各代表团进行讨论。预选的结果按照得票多少全部公布,然后整理成一份候选名单,各代表团再行讨论。讨论中,中央领导同志也发表自己的意见。

  ⑦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30日。

李雪峰曾回忆说,八大开幕当天,毛主席致开幕词。主席对开幕词很满意,会议期间曾兴奋地告诉我们:开幕词最先是陈伯达写的,……现在的开幕词是田家英写的。毛主席历来注重发挥青年人的作用,赞赏青年人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敢想敢干的精神,田家英就是其中的一个。

  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14、215页。

2018年6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在全国政协礼堂挂牌。至此,除中共九大至十九大召开地———北京人民大会堂外,包括上海中共一大、二大和四大会址,广州中共三大会址,武汉中共五大会址,俄罗斯莫斯科中共六大会址,延安中共七大会址,以及北京中共八大会址,全部对外挂牌开放。其中,“中共四大纪念馆”是在非会址原址异地建馆,中共六大会址挂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毛泽东首先肯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在任期内的工作成绩,没有辜负七次代表大会的委托。随后,对选举在历史上犯过重大错误的王明等人为中央委员,作了说明。他说:“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⑨ 

……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

  ⑦毛泽东会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但是,在1952年底,中央还是考虑过八大的事情的。当时决定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

  很快,毛泽东收到陈伯达起草的八大开幕词稿,他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要田家英起草,嘱咐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八大开得很活跃,大会的透明度极高。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结果向外公布时,当选者名单是以得票多少为序(得票相同的则以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的。

  毛泽东从苏共二十大谈到斯大林问题。波立特说:“你们那篇文章⑥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

由于当时北京人民大会堂尚未筹建,作为新中国较早的重要建筑之一,于1956年竣工的全国政协礼堂,顺理成章成为中共八大的主会场。

  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千零二十一名,他们代表着一千零七十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名代表,几十个党员。三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领导着拥有六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了。

由于建设政协礼堂是中央直接抓的项目,参加建设的各个单位都非常重视,派出最著名的工程师设计,最优秀的施工队伍施工,工程质量堪称一流。

  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6、89、90、92、95、96页。

苏林云曾专门撰文回忆了政协礼堂迎接八大召开的准备工作的细节。

  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以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而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称著于世的。到中共八大,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作出这一决定的,不是任何别人,正是毛泽东自己。从一九四九年起,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一些重要文件时,都把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删去,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或者就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专门发出一个通知。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⑩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毛泽东在审定这个通知稿时,还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八大选举名单以得票多少为序

  ⑩《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7页。

全国政协礼堂专门改造了主席台

  五天以后,八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刘少奇又把修改后的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国际支援三部分送给毛泽东。在附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④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⑤

开幕词的起草,是八大前夕毛泽东的一项重要准备工作。毛泽东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写完。也许是对自己写的稿子不满意,或许是工作太忙,毛泽东又要陈伯达代为起草。很快,陈伯达写完了。但毛泽东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要田家英起草,嘱咐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这时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当年田家英34岁,精力充沛,很快赶写出一个初稿。

  ④胡乔木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题的讲话记录,1980年9月21日。

八大中央委员选举结果排名前10位的是: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林彪、吴玉章;第11至20位的是:陈伯达、蔡畅、李富春、罗荣桓、徐特立、陆定一、罗瑞卿、徐向前、邓颖超、刘伯承;第21至30位的是:陈毅、彭德怀、廖承志、李先念、陈赓、聂荣臻、林枫、张鼎丞、彭真、乌兰夫。

  ⑤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2月5日。

党的七大后,全党团结一心,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在革命胜利的前夜,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村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将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报告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报告科学地分析了革命胜利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号召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全会特别提醒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①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9月13日。

  ⑦毛泽东给杨尚昆的信,手稿,1956年9月14日。

  九月初,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根据多方面的意见,对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再次修改调整。毛泽东觉得,这一部分还需要再征求陈云的意见。九月四日,嘱咐陆定一,把这部分修改稿送给陈云,并要在五日晚十时以前把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在团结、和谐、生动活泼的气氛中结束。八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大会就要正式召开了。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0-113页。

  这些都是毛泽东为加强和改进中央领导体制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早在一九五三年底,毛泽东就提出中央领导分为一线二线、自己退居二线的设想。当时还就是否增设中央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在党内征询过意见。但由于高岗、饶漱石借机发难反党,这个意见只好暂时搁置起来。到准备八大的时候,才又重新提出,并且得到大家一致满意的解决。毛泽东解释说:这样做的“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大家都负一点责好”。④

  ②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6年9月17日。

  八月三十日,刘少奇又送来政治报告的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部分的修改稿,以及政治报告各部分的编排顺序。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一段已加修改。按实际计算不到一万二千字,按版面计算有一万三千多字。请再加审阅。在各节的编排上是否这样作?请考虑。其中国防问题排在华侨问题后面,似不大妥,但不这样,华侨问题又不好放在其他地方。似还可以考虑把华侨问题同民族问题合成一节,它们联系虽不多,但可以摆下。请酌定”。⑦

  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2-107页。

  盛夏的北戴河,松林茂密,绿树成荫,海风习习,气候宜人。

  毛泽东强调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据胡乔木后来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两个人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④

  毛泽东在开幕词里,开宗明义,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二十二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⑤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29日。

  毛泽东从苏联的教训以及中国自己的情况中,已经看出,在政治生活中存在集中统一过多而民主不够的问题,他很想改变这种状况。集中和民主,作为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如何把它们统一起来,达到比较完满的结合,创造一个理想的政治局面,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又比如,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基本分析,毛泽东写道:“为了建设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只要世界上的垄断资本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即制约战争的因素现在已经强大起来,并且还会继续增强。这些因素中,第一个,是以苏联为首具有九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第二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个,是西方国家的革命的和反对战争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第四个,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有强大垄断资本存在的国家,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利害冲突。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世界的人民运动这三个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互相支援,互相为同盟军的。我们还可以利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作为间接的同盟军而为和平服务,使对战争最感兴趣的美国好战分子处于孤立地位。……这样看来,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并且愿意为和平事业努力,争取避免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占了人类的大多数,这种趋势还会发展。这样就制约了战争趋势,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战不容易打起来。”⑥

  在国际共运中,中国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有过类似的命运,即都受过斯大林错误的损害。毛泽东坦率地谈了自己对斯大林的看法,赞成对斯大林错误进行批评。他说:“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

  在北戴河近一个月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等多种会议,并对政治报告、党章、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还常常单独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交换意见。在繁多的准备工作和文件修改工作中,毛泽东始终把重点放在对政治报告的修改定稿上。

  于哥夫答:“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大会结束前,有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陈伯达、胡乔木负责起草的。

  ⑤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10月9日。

  这是毛泽东当年思考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乌布利希向毛泽东表示感谢:“第八次党代会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不仅了解了中国,并且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和支持。你们在经济、哲学问题的提法上很有趣。”

  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发言稿,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亲自动手。八大开幕词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别人起草、多方征求意见、并经毛泽东本人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而形成的一个集体创作。

  九月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会第三次会议。这时,离大会开幕仅有两天,大会的所有准备工作就要结束了。

  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急急忙忙地送毛泽东看过,就印发大会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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