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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十三、《论

日期:2019-12-23编辑作者:现代文学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斯大林,长时期以来,在许多人心目中,一向是一个伟大而崇高的形象。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对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来说,历来是一个人们向往的地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出来,怎样评价斯大林?斯大林为什么会犯那么大的错误?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错误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一系列问题摆到一切信仰和同情共产主义的人们面前。他们十分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正确而有说服力的回答。

中国共产党在与苏共的论争中科学评价斯大林,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等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如何评价领袖人物问题、为党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基本原则和理论基础。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说到这里,刘少奇插了一句话:“应该压缩的就压缩。”

正确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

  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也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了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其次,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毛泽东的错误,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要分析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讲什么错误,但都要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总的来看,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与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

  以后,“百家争鸣”成为整个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一九五六年二月,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谈到在学术研究中存在着抬高某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的现象。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⑦

面对全世界反社会主义潮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上表达了与苏共相左的政治态度。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着重分析如何评价斯大林和如何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和教训等问题。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评价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和态度。

  这种在自然科学的不同学派中贴“标签”、“戴帽子”的做法,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科学文化的正常发展。

首先,高屋建瓴地指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战略意义,全面客观地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决议》指出: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现在春天来了嘛”,的确,双百方针一提出,立即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位亲历者,中国生物学家谈家桢,在过了四十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使他激动不已。他说:“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也就是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不久。这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意在贯彻毛泽东主席亲自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即‘双百’方针)。两次会议,我都出席了。对‘双百’方针,我抱着积极拥护的态度,这不仅是因为‘双百’方针本身意味着在学术和艺术创作等问题上,鼓励人们平等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允许不同学术思想、不同学术流派同时存在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还将从根本意义上调动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联系我本人和我所从事的遗传学事业来说,‘双百’方针的提出,其实是对当时正岌岌可危、濒临夭折的中国遗传学事业的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支持。建国以后一直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中国遗传学事业,在来自前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已经到了难以支撑下去的局面。‘双百’方针的提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关注,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⑥

文摘自《人民论坛》2011年第11期 作者:李君 刘仓 原题为: 科学评价领袖人物功过的时代意义以斯大林和毛泽东为例

  必须继续反对教条主义,发扬独立思考和创造的精神,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斯大林问题得到的又一个教训。

科学评价斯大林的功过

  毛泽东说: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采取发表文章的办法,因为发表声明或作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也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事态仍在发展之中。

如何评价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是涉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苏共领导人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中共领导人科学评价斯大林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产生了不同的历史结果。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如何评价党的领袖人物,是关系着社会主义国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开始时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20世纪70年代末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和邓小平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唯物史观,在总结评价斯大林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科学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一课题。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③

文革结束以后,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也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先后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汇报。毛泽东称赞这两次汇报,认为收获很大。

第一,提出处理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的原则,强调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服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绝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矛盾等量齐观。第二,旗帜鲜明地肯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指出斯大林在不同时期的许多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第三,客观地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的内容和错误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还存在一定矛盾的结果,是在社会主义历史还不长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造成的。第四,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及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性质,指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五,从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强调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和个人崇拜。这些观点都为评价领袖人物奠定了基本原则。

  二月二十二日,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毛泽东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1956年2月,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像一颗政治原子弹,引起了严重的连锁反应。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导致了苏共和苏联社会的分化和分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在这种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问题。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通报。中共代表团也是在事后才得到苏联方面的通报。

  这时,周恩来插话: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毛泽东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泽东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作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五六年二月一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反映给苏共有关方面。毛泽东二月十九日就这个材料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⑧

  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8、239页。

  三月十八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开会,分析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三月十二日晚八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的问题,会议开到次日凌晨一时。会后,毛泽东又留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商谈到凌晨二时。

  ⑧毛泽东对中宣部报告的批语,手稿,1956年2月19日。

  三月三日,听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心气平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文章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用制度来保证集体领导的实施和防止个人崇拜的出现。这一段话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他说:“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⑩可惜后来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并付诸实践,重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

  毛泽东自然联想到中国,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在四月十八日批给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⑨

  二月二十四日夜至二十五日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秘密报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随后,在苏联内部逐级传达。报告集中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包括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前夕对德国的进攻丧失警惕,在国内民族问题上的错误处置,以及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的错误态度等。这些揭露和批判,触及了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深层次问题。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过分追究个人品质和个人责任,对斯大林这样一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历史人物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

  ①《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54、155页。

  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2页。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因为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胜利以后被公认为全国的指导思想,这就使得我们有不少宣传工作者常常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教条灌输给群众,而不是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若干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①

  在指出缺点和错误难以避免的同时,毛泽东又强调:“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⑦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功过评价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文章在评述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毛泽东改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为实现列宁的方针而进行的斗争中,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强有力的领导的功劳,其中就有斯大林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四月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当天晚上,毛泽东又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四月四日中午,毛泽东再次召集会议,讨论修改。参加会议的,除上述七人,还有田家英和吴冷西等。

  会上,刘少奇对斯大林的主要错误作了系统的发言,周恩来就中共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讲了话,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王稼祥详细分析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内在矛盾。

  一九五三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三个委员会。负责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的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讲了四个字:“百家争鸣”。它的直接对象是对史学研究而言。这里有一个背景。中国两位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对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主张不同。范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始自西周。郭则主张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标志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两种主张都各有赞成者,争论很大。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⑥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就是“百家争鸣”为什么是从历史问题上而不是从别的方面首先提出的原因。⑥

  从三月十五日到四月十一日,这十几次汇报的情况,没有档案可查。毛泽东谈了些什么,没有留下记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

  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毛泽东完全抛开个人感情,从国际共运的大局出发,表明了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严肃态度。正如他所说:“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④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认识论。他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482页。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二月二十一日,听城市建设局汇报。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毛泽东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百分之零点三,这表现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成果。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从四月二十五日开到二十八日。出席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

  双百方针的提出,犹如一面镜子。它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它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它更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种信心。双百方针的主旨同《论十大关系》完全一样,就是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毛泽东还要中宣部专门研究一下在科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中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

  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二月十六日,听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根据前几次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并且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在西方国家公开披露出来。六月四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⑧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9年6月版,第42页。

  三月十九日到四月十一日,听取财贸金融部门的汇报,包括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合作总社、粮食部、采购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列主义的书本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可能凭主观去想象。这个问题,只能从实践中逐步认识,逐步解决,首先要求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的探索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五月二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

  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5页。

  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逝世的。在他逝世不久,苏联共产党对斯大林的评价就开始发生变化。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看到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在一个月以前报送中央的一份材料,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这份材料指出:一年来,苏联宣传中对于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在去年四月已有些端倪,到去年七月后便已十分明显。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一些,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为了纠正这个偏向,目前对于苏联在各方面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包括有列宁其他学生在内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斯大林个人的功绩则很少提到,并且更不单独叙述。二是对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评价。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提得比列宁还多些。那时对斯大林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功绩有些过分强调,因此现在也有所纠正,而特别强调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列宁创造了列宁主义,斯大林则是把列宁的许多原理具体化。斯大林对于马列主义学说的发展,不能构成一个新阶段。

  三月一日,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二月十七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在医学界,有的人了解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便主张要改造中国医学,并提出一个荒唐的论点:“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

  文章对斯大林错误所作的分析,有许多深刻而中肯的话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他写道:“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又说:“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⑥谈家桢:《我期盼着中国的腾飞》。见1998年9月22日《文汇报》第8版。

  ③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9、10页。

  ⑦这段话是英共总书记高兰同英共主席波立特1957年11月9日在莫斯科同毛泽东会见时说的。

  ⑨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10页。

  第一天,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二月二十八日,听电力工业部汇报。当听到一九五五年发电量为九十八亿度时,毛泽东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有一位中国科学家,在苏联学习米丘林学派的遗传学。米丘林学派在苏联被尊为权威,不容许摩尔根学派存在和发展。那位科学家受了苏联的影响,回国后就贬斥摩尔根学派,说它是唯心主义的。实际上,摩尔根学派分裂细胞核,找出核糖核酸,对遗传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

  ⑩同上书,第234页。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件大事,影响到整个人民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所表明的态度,对中共中央作出双百方针这一决策,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⑥见刘大年《“百家争鸣”方针侧闻记》。见《党的文献》1986年第4期。

  毛泽东提出迅速发展经济,加快工业化步伐,同他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分不开的。自朝鲜停战以来,经过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国际紧张局势日趋缓和。毛泽东认为,现在有可能给我们十二年的和平时间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上实现工业化。他还看到,美国的军队现在这个摆法不像个打仗的样子,到处都是基地,这就是自己立起一些桩,把自己的尾巴都捆在那些桩上,动都不好动。他认为,只要有了十二年的和平时间。就可以争取更多一点的和平时间。当然,毛泽东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搞突然袭击。

  三月四日,听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毛泽东没有发表多少意见。

  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毛泽东要求在一周之内写出文章的初稿。

  这次汇报,也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即: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二、沿海与内地;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四、个人与集体;五、地方与中央;六、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⑧”毛泽东不久又增加提出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

  如果说,《论十大关系》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那么,双百方针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文化方面提出的新的指导方针。

  ④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4页。

  ④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1月15日。

  毛泽东听得很仔细,不时地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比如:建国后新修建的几条铁路都是哪一年修建的?修一公里新线造价是多少?固定资产包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类运输营业人员是做什么工作?等等。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原准备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四月四日毛泽东再次修改时,改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并在标题下注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二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别听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汇报。一上来,毛泽东问万里是什么地方人。万里答:山东人。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答:没有看过。毛泽东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⑦同上书,第227、228页。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说: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⑨。第一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由于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二篇社论中,我们采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六个五年计划,笼统地表示支持。

  当刘秀峰谈到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时,毛泽东说,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指事先送给毛泽东的书面汇报。——引者注)。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三月二十三日,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及中国共产党的对策问题。

  综合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④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周恩来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可以说,“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提起斯大林,毛泽东的心情是复杂的。民主革命时期,造成损失最大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其根源正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又不让中国共产党反抗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中国革命胜利了,毛泽东又被怀疑为“半个铁托”。毛泽东曾多次坦诚地剖白过自己那种不高兴的心情。

  ⑧《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30页。

  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①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

  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开始的,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作准备的。毛泽东的调查,既是为八大作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的《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④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②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55页。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⑩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页。

  三月十九日,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56年4月28日。

  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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